五

于是，张之洞变成了一个革新主义者。这位牛津运动成员的改革政策，成为中国的一股政治潮流，它最初阻碍了、然后抑制了、最终摧毁和消弭了李鸿章粗鄙的自由主义及其寡头政治集团。事实上，正是这股中国牛津运动所创发的情感之潮，助长了文人学土阶层中对于李鸿章自以为是的中等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寡头政治集团的潜在不满，并为它在甲午战后的突然崩溃和最后消亡铺平了道路。当李鸿章从日本带着和约及耻辱回国时，正是牛津运动所创发的这种潜在的不满情绪，使得陈腐、顽固保守的帝师翁同之流，也将自己的命运与新兴的康有为激进党及其凶猛激烈的雅各宾主义联系在一起。

马太·阿诺德说：“对于过去的强烈不满，抽象的革新体制的一股脑运用，一种见诸文字、精心入微炮制出的新式学说，一个面向未来的合理社会：这些就是雅各宾主义的做法。”也是李提摩太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传教士，威尔士人。1870年来华传教，并与清朝官僚结交，曾对张之洞、李鸿章等洋务官僚产生过一定影响。后任广学会总干事，出版《万国公报》等书刊宣传基督教，传播西学。支持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一生主要致力于宣传让中国接受外国人的“保护”、“开化”和统治管理的所谓“新政策”。牧师和那些自称为中国朋友的外国人极为赞赏的康有为的做法。

而且，外国人不仅赞赏康有为及其做法，当已故皇太后试图以她最好的方式将中国从康有为及其同党凶猛暴烈的雅各宾主义中挽救出来的时候，驻华外国公使们还千方百计干涉她的行动自由。而普通民众，整个华北的农民们则起来支持已故皇太后，反对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从而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外国人错误地认为，在中国只有文人学士才是排外的，一般人则不排外。殊不知在所有国家里，普通民众都比知识阶层更为保守。在中国，文人学士同一般民众一样排外，反对革新，恐怕后者的程度还要严重些。中国只有一个阶层不排外和不反对革新，那就是在对外贸易中赚了钱的买办和暴发户。

一般民众之所以起来反对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乃是因为这种雅各宾主义意味着要使中国全部欧化。虽然，我还不能确定早期中国牛津运动对于普通民众的影响程度有多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无疑有助于一般民众本能地感觉到，中国的全盘欧化意味着输入粗鄙和丑陋。因此，当普通民众看到外国人和列强公开支持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那对普通民众意味着带来庸俗和丑陋的恶魔时，还有什么比这些人，这些满脑子恐惧这一恶魔的人愤然而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抛入大海更为自然的呢？这就是义和团狂热内在的道德原因。

由此，北京的局势变得复杂至极、危险之至。已故皇太后竭尽所能，施展一切政治手腕来挽救危局。但驻北京的欧洲外交官们，不仅不同情这位国母，反而极尽威令恫吓之能事，并带着一小撮卫兵耀武扬威。为了抵制康有为凶猛暴烈的雅各宾主义，皇太后不得不唤起满洲贵族的高贵精神和傲慢的抵抗力量。已故宓吉宓吉(Alexander Michie，1833—1902)，英国人。1853年来华经商。后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并充李鸿章顾问。《英国人在中国》一书即《阿礼国传》。先生在其《英国人在中国》一书中指出，满族人是中国各阶层中最不排外的。然而此刻，满人的热血沸腾起来了。这沸腾的热血，带着高贵精神及其傲慢的抵抗力量，同外国外交官的威吓与命令针锋相对，狭路相逢，一场大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时候，即便已故皇太后再伟大，也是无能为力，正如德国诗人所言：“攻击愚昧，神仙来战也是枉然。”

六

在这最危急的关头，张之洞要扮演一个非常困难的角色。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已然脱离了他的革新方案。不仅康有为，还有那个雅各宾中最才华横溢的人梁启超，实际上几乎所有最著名的年轻雅各宾分子，都要么是他的学生，要么是他的特殊门徒。中日战争后，康有为最初在北京鼓吹他的雅各宾主义时，当即被赶出了北京城。正是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才得以再次进京煽惑已故光绪帝，使其接受了他的雅各宾主义改革方案。但这一回，牛津运动的影响又一次挽救了张之洞。马太·阿诺德所言的那种追求优雅和美好的牛津情感，使张之洞憎恨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凶暴、激烈和粗陋。于是，在康有为及其雅各宾主义处于最后关头时，张之洞便舍弃他们，折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