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主义-第二章中产阶级的崛起

辜鸿铭作品精选[电子书]

梁启超,这个最具才华的雅各宾分子,此后一直指责张之洞像袁世凯一样,是一个投机政客——在他们落难的时候向回退缩。这一指责是绝对不合事实的、不公正的。我曾经亲自出席过张之洞总督召集的一次幕僚议事会,讨论如何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问题。当时,康有为正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发改革法令。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场景,因为这是总督第一次准我参加他心腹幕僚的内部会议。在此之前,我曾经冒昧地提醒过总督,向他说:就我所知,康有为人品卑劣,计划虚夸不实。我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这句约翰逊博士的名言,尽可能准确清楚地译给总督听,然而总督听不进去,还说我不懂中国政治。但这时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露出了狰狞面目,总督便想起了我,于是专门叫我出席他的私人朋友议事会,讨论对策。这个议事会在武昌棉纺厂的楼顶召开。总督非常激动。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老总督在月光下来回踱步的情景,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我们的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议。

我举出上述细节,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对于那种指责他像真正的投机分子和叛贼袁世凯那样,转而攻击其雅各宾朋友的不公正的责难,我代表老幕主所做出的反驳是无庸置疑的。或许比我的反驳更为有力的证据,是他自己那本著名的“小册子”,就是外国人所知的题为“学习”(Learn),或更确切地应译为“教育之必要”的书即著名的《劝学篇》。署名作者为张之洞,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全书24篇,4万余言。分内外篇。内篇强调封建伦理纲常有关世道人心,不能动摇,这是“本”。外篇认为有关工商业和学校报馆诸事,可以而且应该变通举办,这是“通”,“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全书贯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猛烈攻击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之说,又竭力颂扬清王朝“德泽深厚”,一味“教忠明纲”,故得慈禧太后和光绪赏识,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下令广为刊布,实力劝导。该书还当即被外国人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传教士吴板桥将其译为英文,题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外国人认为此书证明了张之洞赞成康有为的改革方案,其实大谬不然。这本著名的书,是在我们于武昌棉纺厂召开那次议事会之后立即写出来的——它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该书告诫他的追随者和中国所有文人学士,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方法,凡是此类的改革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自辩书”陈述了他之所以放弃早年严格信奉的儒教原则,赞成和提倡引入西方文明方法的理由。

张之洞的这部名著,像纽曼博士那本著名的《自辩书》一样,是人类智识发生微妙偏差的一个极为突出的例证。按照这两个人的看法,明辨是非的真理和道德准则都不是绝对的——不是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约束力。关于纽曼博士,正如查尔┧埂金斯尼(Charles Kingsley)所批评的:“真理自存,总体说来,它不必也不应该只是罗马传教士的美德之一。”至于张之洞,他一方面认为儒家原则是真理,在个人生活中必须绝对遵从,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原则在现代国家生活中则行不通。儒家之教,告诫个人或国家不必专心致志于财富、权力和物质的繁荣,本乎孔子“贱货贵德”之说。而现代欧洲的新学则教导人们,人生的成功和国家的强大,基础在于拥有财富、权力和物质的繁荣。按照那个在中国鼓吹西学最为热心的李提摩太牧师的说法:“一种没有商业价值的教育,是绝对无用的。”当梁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有没有对梁国有利的办法时,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但现代那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那些新学的倡导者们,如果清朝大臣们问及基督教中正义的完整意义时,将答曰:“何必曰义,亦有铁路、最惠贷款而已矣。”借此机会,我想指出的是,我出席过许多在华传教士与总督、巡抚和各种清朝官员的谈话会,但从未听到他们谈论像“基督教中正义的完整意义”这一类问题。所有的谈话全都是关于铁路、科学、财政、医药、技术教育和反缠足的。——原注

面对这两种矛盾的理想——儒教的理想和现代欧洲新学的理想——张之洞试图以一种天真的方式将它们调和起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即,一个人必须有双重道德标准——一重是关于个人生活的,另一重则是关于民族和国家生活的。作为个人,中国人必须严守儒教原则,但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则必须抛弃儒教原则而采纳现代欧洲新学的原则。简而言之,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人就个人而言必须继续当中国人,做儒门“君子”;但中华民┳濉—中国国民——则必须欧化,变成食肉野兽。为此,他动用了自己丰富的学识,举出古代中国试图变作食肉动物的混乱时代的例子,来阐明自己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