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牛津运动中，有两人在清流党解体后没有失宠，他们是李鸿藻和张之洞。皇太后对李鸿藻一如既往，恩遇有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李死后，她赐给了他“文正”称号。这件小事在我看来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已故皇太后的心是站在牛津运动一边的。同已故维多利亚女王不能容忍帕麦斯顿勋爵一样，已故皇太后也绝不会真的喜欢李鸿章，尽管她不得不利用他那双富有经验的手来处理政务。当张佩伦、那个福州海战的主角流放归来，入赘李（鸿章）府之后，李鸿章请求太后将其官复原职，对此，太后不客气地加以了拒绝。她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属于牛津运动阵营的人，竟然会跟李鸿章的女儿结婚。

李鸿章已被我称之为中国的帕麦斯顿勋爵，那么张之洞，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格莱斯顿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国自由党领袖，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长达14年之久。对内实行温和改革，对外推行殖民政策。勋爵。他们分别是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产物。格莱斯顿勋爵先是英国圣公会高教会派保王党人，后来成为了国家统治者。张之洞起初是一个儒家高教会保守代表，后来则成为立宪政治的鼓吹者。他们都是学者，但学养不厚，学识肤浅。事实上，从他们两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中英两国牛津运动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不足。

中英两国牛津运动的共同缺陷在于，他们都从各自既定的理论原则出发来看待问题。在英国是基于基督教的原则；在中国则是基于儒教的原则。双方的学者都理所当然地认定既成的基督教原则和儒教原则千真万确，而不敢揆诸事物的本质，来检验一下这些原则究竟是否真的正确。简而言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英国的牛津运动，其思想都从未虑及到事物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从未触及到事物的道德本根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国的牛津运动都不是真正的、而只能算是肤浅和虚伪的智识启蒙运动。投身运动的学者们缺乏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思想，也没有真正的思想家那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信念，因为他们的思想从未触及到自身道德本性的本根之上。这就是投身牛津运动的学者们极易发生转变的原因所在。纽曼博士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格莱斯顿和张之洞则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自己的政见。

简而言之，张之洞和格莱斯顿一样不是思想家，而是一个杰出的雄辩家；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而是一个文人士大夫。但作为牛津运动的成员，张之洞却有一种李鸿章从不曾有过的思想能力。李鸿章实在是个庸人，不过，像帕麦斯顿勋爵那样，他是一个带贵族气的庸人。他具有一个翰林外在的涵养和良好的仪度，因为他出身于翰林院——中国的牛津。但是，除了参加科举考试所受到的一般教育外，他绝没有更多更高的文化教养。当然，勤奋而有条不紊的办事作风补偿了他的这一不足。长期处理实际事务的丰富经历，使他获得了切实可靠的常识，因而处理起问题来，他比张之洞那样见识不广、缺乏主见的学者要更为果断和老练。

中法战争之后，张之洞继续留在广州。正是在那里，他偏离了牛津运动的原则，而变成了一个改革主义者。那场外国人所知的中国改革运动（指清末新政——译者），其真正的发起人是他，而不是袁世凯。这场改革运动，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发展实业即实业化为目标，张之洞在广东形成了这一思想，并在武昌付诸实施，第二阶段开始于甲午战争之后，其目标是振兴军事即军事化，改革军事体制。在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张之洞编练了一支由德国军官培训的中国模范军队。改革运动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开始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其直接目标是实现教育的西化。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按照马太·阿诺德的说法，正是纽曼博士领导的牛津运动的影响，才导致了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崩溃，同样，在中国，也正是由于牛津运动的影响，才得以打倒李鸿章及其粗鄙不堪、腐败至极的寡头政治集团。牛津运┒——挚爱优雅的牛津情感的影响——使得张之洞觉察到并憎恨李鸿章所引进的那些外国方法及其惊人腐朽的人们自身的庸俗卑鄙。张之洞和所有牛津运动的成员，最初都坚决反对引进外国方法，因为他看到了伴随这些方法而来的粗俗和丑陋。但中法战争之后，他认识到，单是用严正的儒教原则，要对付诸如法国舰队司令孤拔那配备有可怕大炮的丑陋而骇人的战舰一类的东西，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开始调和折衷。他一方面感到采用这些丑陋可怕的外国办法迫不得已，不可避免。又认为在采用这些方法的同时，能够尽可能地消除其中的庸俗丑陋成分。在此，我想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可以作为张之洞纯洁动机和高尚爱国精神的证据。他在担任两广和湖广总督期间，正如有些人可能会说的，滥花了公款引进了外国方法，但同时，他也毫不吝惜地拿出并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私人财产，用以创办高等学院和学堂，专门鼓励人们研习儒家原则（指创办存古学堂之类——译者）。他认为此刻加强这种研习，以消弭他被迫引进的外国方法之粗鄙和丑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