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相当于欧洲的法国革命，两者都是要摧毁不公正的腐败的社会秩序。如同欧洲法国革命之后一样，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国家的统治权也从贵族转到中产阶级手里。此外，捣毁旧社会秩序所产生的震动，也总会带来习惯势力如人们心目中的常规和旧俗的崩溃。一场革命之后，人们往往能够以一种比较自由和独立的方式来看待事物。这种方式就是所谓自由主义。一个民族的才智，一旦摆脱常规和旧习的束缚，就立即变得积极活跃，生机勃勃。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的太平天国叛乱时期，正如欧洲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样，才智的焕发和飞跃之势遍及全国。在这种智识持续增长之初，那位伟大的中国文人学士尚能引导和控制这股失控后的力量，将其纳入秩序。但是不久之后，智识的增长停滞了，这种失控的势力（仍自称为自由主义）不仅迷失了方向，而且误入歧途，极易损害国民生活。正是为了要把这种游离失控、误入歧途的力量严格按照儒家原则纳入正轨，我所谓的中国牛津运动兴起了。

二

这场中国的牛津运动，主要是反对李鸿章——中国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表帕麦斯顿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1784—1865)，译巴麦尊。三度出任英国外交大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1855—1858，1859—1865)。原为托利党人，后成为辉格党人。任内曾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还镇压过印度民族起义；挑起克里米亚战争；并在美国内战期间，支持南方的奴隶主。勋爵。李鸿章继大侯爵曾国藩成为中国文人学士的领袖。当那位伟大的中国士人镇压了太平天国叛乱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仍然有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重建工作——一个极为现实的重建社会和各级行政管理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欧洲人的东来、以及他们那极其强大的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

第一个问题——重建社会和行政管理的实际工作，那个伟大的汉族士大夫做得即使不算是完全彻底，起码也是迅速和成功的，非常值得称道。在镇压太平天国叛乱后的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整个中国的行政和社会机器迅速恢复了正常运转，辽阔的帝国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

然而，在处理另一个问题——即怎样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势力问题上，那个伟大的汉族士大夫则完全失败了。中国的文人学士在欧洲现代物质实利主义文明的破坏力量面前一筹莫展，就如同在英国，中产阶级面对法国革命的思想和理论无计可施一样。要有效地对付现代欧洲文明的破坏力量，中国的文人学士们需要“扩展”，但是，这些文人学士是在狭隘的宋代儒家清教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压根就没有所谓“扩展”观念。鉴于现代欧洲文明的东来，他们所想到的“扩展”，就是中国人必须拥有现代的枪炮和战舰，仅此而已。

不过，当时在中国，有一个大人物对于真正的“扩展”意义有所领会，他是一个满族人。正当汉族的文人学士们忙于修建兵工厂和试制现代枪炮时，文祥文祥(1818—1876)，满洲正红旗人。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道光朝进士。1861年与恭亲王奕Α⒋笱士桂良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衙门大臣。后官至户部、吏部尚书，晋武英殿大学士。自1861年至死，兼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达15年之久，是著名的洋务派头领之一。，后来的领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首席大臣，设立了同文馆同文馆：也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由奕Α⑽南榈茸嗌琛Ｗ畛踔饕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除学习外国语言外，还开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等课程。经费、人事等方面，多受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控制。美国人丁韪良曾任总教习多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一个旨在使中国青年接受充分的欧式教育的学院。的确，曾国藩侯爵后来也曾派出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不过，同那个伟大的满族政治家相比，这位大侯爵的欧式教育观念是极其模糊和狭隘的。曾国藩侯爵及其汉族文人学士是要派学生出国学习制造枪炮，掌握驾驶战舰技术。而那位伟大的满族政治家对于欧式教育的看法，却与此截然不同。若有人想了解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创设同文馆的构想是多么广阔和宏伟，只要阅读一下他与美国驻华公使的一段谈话就够了。这段谈话刊登在美国政府出版的《外交通讯》里。不幸的是，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拯救中国的正确的扩展思想，却被委托给海关总税务司、即现在的赫德爵士来贯彻执行。对于这个未来中国赖以拯救的极其重要的教育机构，赫德爵士不是选派第一流的学者、绝对胜任的人来主持，而是指派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一个美国前传教士即丁韪良(Williatn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教会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传教。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年被赫德荐为总教习 ，直至1894年。后还担任过京师大学总教习。著有《花甲记忆》等书。担任总教习。这样，本该成为中华民族的曙光、启蒙和“扩展”之源的同文馆，却被变成了一个收容贫苦、饥饿和无用青年的二流食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