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的翰林院是中国的牛津——国家精英知识分子的荟萃之地。正是这个翰林院，成为了我所谓中国牛津运动的总部。那些参加并坚持了这场运动的年轻的翰林们，称之为“清流党”——国家净化党。这个中国的民族净化运动，像英国的牛津运动一样，可看作是儒教中保守的高教会派高教会派：英国注重教会礼仪的圣公会中的一派。的复兴。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引进那些为李鸿章和中国自由主义者所热衷的外国方法和外国观念，通过呼吁国民更严格地信守儒家原则，来净化民族心灵和规范民族生活。为了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中国的牛津运动，我想有必要先相当详细地谈一谈中国的社会本体或社会秩序。

二

马太·阿诺德将英国国民依次划分成三大阶层——蛮族、庸俗者和民众。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划分成三个阶层。蛮族是满┤恕—生来的贵族；庸俗者乃受教育阶层，文人学士从中产生；民众则是中下层市民和劳工阶层，从中派生出富裕商人和买┌臁—凭其勤劳，也可能跻身于贵族之列。满洲贵族的特长，在于他们的英雄气概或高贵品德。中国文人学士的特长，在于他们的智力。民众或劳工阶层的特长，则在于他们的勤劳或辛勤工作能力。孔子说：“力行近乎仁”，马太·阿诺德称之为希伯莱精神，这就是中国民众或劳工阶级的勤劳力量。孔子又说：“好学近乎智”，马太·阿诺德称之为希腊精神，这就是中国文人学士的知识力量。最后，孔子说：“知耻近乎勇”，这就是满洲贵族的气节或高贵品格。作为中国惟一的军事部族的后裔，满族人远比汉人有气节，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军人。没有什么东西比尚武更能促进气节的养成。一个真正的军人，总是不断地以勇于自我牺牲相砥砺，而自我牺牲，正是气节和所有高贵品格的根基。

中国社会在健康的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必须首先依靠民众或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去生产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证国家物质充足，民族安康。其次，必须依靠中国文人学士的知识能力，来训育和管理民众的勤劳力量，并适当地供应劳动成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依靠满洲贵族的高贵品格来指导——将民众的勤劳力量引导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之上。简而言之，在中国，民众的勤劳力量是不得不生产；文人学土的知识能力是不能不施教；满洲贵族的高贵是不得不指导民众的勤劳力量，使国民过上高尚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曾经在中国内地旅行，看到那些保存下来的桥梁和运河的外国人，将会懂得我所谓民族生活的高尚指导——引导民众的勤劳力量在物质方面趋向一个高尚目的的意义。至于精神方面，像编纂《康熙字典》那样宏伟的著作，就充分地证明了早期满族皇帝的高尚品格和他们指导民众精神生产趋向一个高尚目的的能力。

三

然而，在外来势力侵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承平日久，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必然结果：满洲贵族的高尚品格或英雄气概，由于缺乏积极的军事活动的促进，不免衰退，萎缩。至于中国的文人学士，参加科举考试须得殚精竭虑，其知识能力确实仍能得到锻炼。然而，由于缺乏早期那种催人奋进的满族影响之滋补推动，他们的智力也大大衰退，数量仍存，质量尽丧。如果你把康熙时代早期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和后来满族影响削弱后的诗歌加以比较，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事实上，中国文人学士的知识能力，在失去了满族强有力的高贵影响之滋补作用后，也就丧失了其优雅，而变得卑劣和粗俗不堪了知识，若失去其内在固有的优雅，便是英国人所谓常识。这种常识，或丧失了优雅的知识，当其被滥用而扭曲，变得麻木硬化的时候，就是卡莱尔所谓河狸（狐狸的一种——译者）之智，马太·阿诺德称之为庸人市侩之智。卡莱尔将其称之为狡猾的狐狸之智，是针对它被欲望所强化的情形而言的。这种河狸或庸人之智，对于日常工作，诸如收关税、做统计之类有用，但绝不能用在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上。因为它能教人才智，不能教人品德，能够教人头脑，不能教人心灵。孔子在谈到教育时说：“以一种焦急亟忧的心态关注人民的爱好，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最高的教育。”（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再者，狡猾的狐狸之智，对于修铁路、开纱厂、造电机是有用的，却不能用在与文化有关的问题上——因为它不仁，不知道同情为何物。穆罕默德说：“上帝将同情放在你的心中。”正因为这种被欲念所强化的狐狸之智，或缺乏优雅的常识——现在成为控制各民族生活和文明命运的至上力量——不知同情为何物——从而使我们能够说明，何以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看不到和意识不到：一味追求自己增加生活上的舒适，奢华和绚丽多彩的程度，却不顾周围的人们正在挨饿或仅能过上聊以充饥的生活，硬要强迫他们与之进行贸易并修铁路，这不仅不道德和不公正，而且情趣也卑劣至极，太不像话。爱默生说：“过一种相当克己或极为慷慨大方的生活，似乎是一种（舍己为人）的苦行主义。一般善良的人们，常常认定那些悠闲富裕者即是如此。理由是，他们对受苦受难的广大民众怀有兄弟般的情谊。”——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