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日久之后，正如目前这样，惟一没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是劳工阶层的勤劳之力，那种勤奋劳动，努力工作的力量。然而，即便是中国普通民众没有受到削弱的这种勤劳力量，由于得不到文人学士的训育和管理，不仅变得粗俗，而且效率降低。更为糟糕的是，它还失去了高尚的指导。没有满族人以高尚品格去引导它趋向于高尚的目的，中国劳工阶层的勤劳力量，被卑劣的目的所浪费。也就是说，它不是被引导去生产一些促使国民身心健美的生活必需品，而只是为了刺激、满足感官的愉悦和虚荣之心去生产，实际上生产的只是一些供人逸享、奢侈和摆阔的工具。

四

罗斯金以其毕生的精力，要使人们相信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伦理学。其目的是教人民和国家怎样花钱而不是怎样挣钱。的确，当今中国财政的不景气和世界经济的萧条，不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生产能力，也不是由于缺乏工业制品和铁路，而是由于可耻的浪费性的消费。这种可耻的浪费性消费，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都意味着缺乏高贵的指导，没能使民众勤劳的生产力倾向于高尚的指导。在有高尚品格指导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将懂得怎样花钱，怎样为高尚的目的而花钱。当人们懂得怎样为高尚的目的而花钱的时候，他们将不在乎有什么，而在乎怎么做——不是去追求浩大、豪华和炫耀，而是追求高雅的趣味和生活环境的优美。当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品德之高，已足以使他们除了高雅的情趣和优美的生活环境之外别无所求时，就不会把民众勤劳的生产力浪费在修建大而难看的房舍、长而无用的公路之类东西上了。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人民勤劳的生产力得到高尚的引导而不是被浪费，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称得上是真正的富裕，它不是富在有钱或拥有大而难看的房舍上，而是富在人民身体健康和心灵优美之上。

歌德说：“每一种天赋之物都有自身的价值，都应该得到发展，有人只鼓励美的东西，另有人则只鼓励有用的东西，实际上，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建设好一个国家。有用的东西自我鼓励，因为大众生产，人人不可或缺；美的东西则必须被鼓励，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展示它，而许多人又需要它。”因此，袁世凯和莫理循博士认为中国所需要的东西，诸如煤、铁、廉价的肥皂、便宜的电车、无线电报——即歌德称之为有用的东西，其实不必加以鼓励。而已故皇太后认为中国所需要的那些东西，诸如她的颐和园的美，《论语》的美，中国诗的美，乃至于八股文的美——即是歌德所谓美好，必须加以鼓励的东西。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展示它，不仅许多人而且所有的人又都需要它。如果缺少了歌德称之为美的这些东西，便不会有高尚的品格，而没有高尚的品格，正如我们看到的，人民勤劳的生产力就会被可耻地浪费掉。紧接着，那里人民生活中所有的舒适、奢靡与豪华煊赫，就会像死海南岸罪恶之都里的苹果那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这样，我们谈论的那个时期，即承平日久，外人来华前夕，苏州、杭州之类城市里纸醉金迷的安逸、豪奢生活已明显地表现出国内业已存在浪费性消费的癌症。其原因，正如我已说过的，是由于失去了满族人高尚品格的指导，那种使人民勤劳的生产力趋向于高尚目的的指导。事实上，无耻的浪费性消费不仅白白浪费了人民勤劳的生产力，而且使人民的劳动果实难以得到公平的分配。由此，也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这就是外国人最初携带商品和鸦片来华时中国的状况。外国人通过做生意和贩卖鸦片，向沿海一带的中国商人和买办阶层公开传授了那又快又容易的生财之道，于是本民族原有的无耻和浪费性消费的癌症急剧恶化，红肿起来，公平分配人民的劳动成果不仅困难，并且几乎成为不可能之事。这样，城里的富人和寄生虫们变得越来越富有，而那些不能变为寄生虫的乡下人，则不仅越来越贫穷，甚至无以为生。当一个国家的民众，除富人及其寄生虫之外，发现他们已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仍无法养活自己之时，那么留给他们的惟一出路，就只有发疯发狂，起而猛烈地荡涤那民族的癌症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症候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苏、杭这样的城市。在中国，荡涤这种无耻浪费之癌的，便是著名的太平天国暴乱在中国，太平天国涤荡民族癌肿的暴乱，是从南方的广州附近开始的。因为在那里，民族癌肿突然加剧，这应归咎于外国贸易和英国鸦片的“开化”。义和团运动对此癌肿的涤荡——正如我们从发生天津的那场短促而又可怕的暴乱中可以看到的，其内在意义也在于此。那场运动起于天津，因为那里的人民最为深切地感受到李鸿章及其进步和新学癌症的肿痛。——原注。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