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中国，一度有两个人想着手拯救中华民族，但不幸得很，这两个人，都是马太·阿诺德所说的庸人，令人黯然神伤。尽管赫德爵士和李鸿章无疑都对中国做出过贡献，但赫德爵士对于同文馆和所有有关中国教育的问题漠不关心和疏忽大意，李鸿章对于120个归国留学生的消极处理态度，都将使他们永远背上难以洗刷的耻辱。在李鸿章看来，只有枪炮和战舰才能拯救中国，而赫德爵士则认为，拯救中国，最为重要的是高额国家税收。对于这两种关于国家强盛之本的观念，我大胆指出，赫德爵士的比李鸿章的还要狭隘、卑鄙和无耻。

三

我们已经得知，中国文人学士关于中国“扩展”的思想和观念，是要拥有现代新式的枪炮和战舰。为了推行这一“扩展”计划，李鸿章将那些富人，中小商人和买办阶层，那些在对外贸易中挣钱获利之徒吸引到自己周围。这些人都赞成采用外国方式方法的所谓进步事业。然而，他们那采用外国方式方法的拙劣观念，其中包含了马太·阿诺德谈起英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时所斥责的一切粗俗和丑陋之处，这种粗俗和丑陋，令翰林院——中国的牛津那些知识贵族的精英们为之震惊。这样，中国的牛津运动就变成了一场强烈排外的运动。它排外，并不是因为这些学者们憎恶外国人；它排外，完全是因为这些学者看到了映于眼前的李鸿章及其追随者所采用的外国方式方法骇人的粗鄙与伤风败俗。这便是真正的中国文人学士排外精神的道德基础。

中国牛津运动中相当于纽曼博士地位的，是已故的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属河北)人。字寄云，号兰孙。咸丰进士。同治帝师。曾掌管翰林院。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授协办大学士。光绪初年，以清流议政，名重一时。称为“清流头”。以他为首的清流党，则称为“前清流”。后来的翰林院掌院学士。他不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而像纽曼博士一样，是一个温文尔雅、品德纯正的人。这一辈士大夫今天谈起他来，不仅怀有敬仰之忱，而且充满爱戴之情。他逝世后，已故皇太后赐给他荣耀的“文正”谥号。

同这场中国牛津运动有关的两个最著名人物，一是已故张佩伦张佩伦(1818—1903)，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字幼樵，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19世纪70、80年代清流派的主角。与张之洞称为“清流角”，是“翰林四谏”之一。(“翰林四谏”说法不一，一说是张佩伦、张之洞、陈宝琛、宝廷；一说以黄体芳代宝廷。)1884年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务。马尾海战因无备，致使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被革职充军。后入李鸿章幕，并成为李鸿章的女婿。著有《涧于集》。那个福州海战中的主角，一是已故帝国大臣张之洞。参加这一运动的其他名人还有：已故的邓承修，陈宝琛陈宝琛(1852—?)，福建闽县(今闽侯)人。字伯潜，又字ｂ帧Ｍ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阁后以敢谏著称，是“清流党”健将，称“清流尾”。1891年被黜，回原籍赋闲二十年。辛亥革命前夕起用，任山西巡抚，未到任。被留作溥仪的师傅。后支持溥仪复辟。（最近被召到北京）、徐致祥徐致祥：浙江嘉定人，同治进士。著名的清流人物。曾官至大理寺卿。有《嘉定先生奏议》。和陈启泰（江苏巡抚，前些时候刚去世）。

中国的这场牛津运动，在东京湾战役爆发前夕，达到一个高潮，势不可挡。等到李鸿章将边界协定问题弄得一团糟之后，这些年轻的翰林们意气风发，为了国家利益大声疾呼，使李鸿章被迫畏缩了一段时间，躲到一旁徒生闷气。接着，清政府派陈宝琛为钦差，赴上海高昌庙去与巴诺德(法国公使)谈判。张佩伦则被任为福建会办大臣，去保卫福州。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前去防守广州。

这帮年轻气盛、头脑发热的文人学士，毫无实际作战经验，书生典戎，自然是一塌糊涂。最终的结果是，法国耐不住了，舰队司令孤拔下令摧毁了福建水师。张佩伦，如同拉丁诗人一样，丢盔弃甲，狼狈逃到一座山上躲了起来。张之洞则幸运一些，法国人没有攻打广州。

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东山再起，大权重握。中国牛津运动就这样失败了。到上海高昌庙谈判的陈宝琛，受了免职处分。张佩伦，那位福州海战中的主角被流放到驿道上服苦役，流放期满后，等待他的是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命运：他竟成了李鸿章的乘龙快婿。邓承修被派往东京湾去划定边界，不久就从政坛上永远消失。徐致祥则长期被搁置在翰林院，终日沉湎酒色，死去时还很年轻。死前，他上书猛烈弹劾张之洞1893年，徐致祥上奏，劾张之洞“辜恩负职”、“滥用公款”、“起居无节”等。经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核查，将徐氏之参驳回。，措辞严厉，指责他背离了早期的原则，向李鸿章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