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认为，孟子以为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扩而充之，则为仁、义、礼、智之四德。四德为人性发展之自然结果，而人之所以须发展人性，因必如此方为尽“人之所以为人者”，非因四德为有利而始行之也。四德之行，当然可生于社会有利之结果，此结果虽极可贵，然亦系附带也。犹如艺术家之作品，固可使人愉悦，然此乃附带的结果；彼艺术家之创作，则所以表现其理想与情感，非为求人悦乐愉快也。

延伸思辨：人都有悲天悯人之心

孟子认为，人都有对别人的痛苦、危难等不幸的不忍之心（即人都有怜恤别人的心，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先王有怜恤百姓的心，于是就有了怜恤百姓的政治。以怜恤百姓的心，实行怜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运转小东西一样容易了。比如，当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面，那么人们都会有恐惧同情的心理，而这并不是因为想跟那小孩子的父母结交，也不是为了在乡里朋友那里求取名誉，更不是因为厌恶那小孩子的哭声才这样。所以说人都有怜恤别人之心。由此看来，那些没有同情之心、羞恶心（因自身不善而羞耻、见他人不善而憎恶），没有是非之心的人就不是人。

同情之心，是仁的发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有仁、义、礼、智之发端，就好像他有四肢一样。有这四种发端自己却说自己做不到仁、义、礼、智的人，是自己在戕害自己；有这四种发端却说他们的国君做不到仁、义、礼、智的人，是戕害他们的国君。所有具有这四种发端的人，如果还可以做到扩大并充实它们，它们就会像火刚刚开始燃烧一样（最终将形成燎原之势），就会像泉水刚刚开始流出去一样（最终将汇聚成大江大河）。假如把这四种发端扩充开来，就足以拥有天下；反之，如果不能把这四种发端扩充开来，甚至也不足以侍奉父母了。

由此可见，孟子说，人世间的一切道理，大到君臣父子小到日常琐事，人的本性中都具备了（仁义礼智之发端即在其中）。反省自己后可以确定自己是真诚的（就是说行仁、行义等都发自内心），那么，就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乐了。竭力以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那么追求仁德就没有比这更近的了。

精彩典故： 霍光不明事理，铸成大错

西汉时期，霍光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人们知道他政绩突出，都非常崇拜他。他在汉武帝驾前做了二十八年的臣子，处事谨慎小心，深得皇帝的信任。武帝逝世前，将幼子刘弗陵交给他，让他尽心辅佐。

刘弗陵依旨登基，就是汉昭帝。汉昭帝非常聪明伶俐，可惜没做几年皇帝就死了。霍光迎立昌邑王为帝，然而没过多久因为大臣们纷纷上书昌邑王并不适合又废掉新君，改立刘询为主，也就是汉宣帝。

霍光辅佐朝政长达四十年，对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却未能明辨是非，结果铸成了大错。

那时正是宣帝刚刚登基之时，霍光的妻子为争权夺利，千方百计把小女儿成君嫁给皇帝，希望宣帝能立成君为皇后，以便霍家好作为外戚独霸朝堂。但宣帝不忘旧情，仍立结发之妻许氏为皇后。霍光的妻子怒火中烧，用金钱将女医淳于衍买通，趁许皇后生病之时，下毒药将她害死。许皇后死后，官员们看出破绽，将淳于衍逮捕入狱，严加审问，最后，淳于衍终于说出了实情。

对于妻子的阴谋，霍光毫不知情，因此，虽然霍家已卷入人命官司，但霍光还蒙在鼓里。他的妻子看女医入狱，知道事情很可能要败露，情急之下才把实情告诉了丈夫。霍光知道后，非常惊讶，本想大义灭亲，但毕竟夫妻情深一场，又如何忍心看妻子成为刀下之鬼呢。于是，他昧着良心，将此事隐瞒起来，还包庇女医，帮她出狱。

霍光乃朝中重臣，朝中很多事他比宣帝更有掌控权，几乎是一手遮天。所以，霍家害死许皇后一事朝中无人再敢提及。直到霍光死后，有人向皇帝揭露了此事。皇帝才知道许皇后死得如此冤枉，不由大为震怒，派人对这个案子进行详细调查。霍光的妻子听到风声，为了保命，就召集家族成员，策划谋反。

汉宣帝早已做好准备，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派兵将霍氏家族谋反者搜捕。班固在《汉书》中指出，霍光虽然为汉朝作出过大贡献，但对家人缺乏管教，不能明辨是非，所以才招致灭门之祸。

当代镜鉴：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在生活中做许多事情都离不开价值判断，都要讲一个好坏是非。因此，如何分辨善恶是非，就是做人的首要问题。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善恶是非以后，才能决定自己做什么，不做什么，才能扬善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