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她说，“他们用某些东西威胁你——一些你无法忍受的东西，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于是你说：‘别那样对我，去对付别人吧，去对付某某某吧。’也许事后你会假装那只是一个计策，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他们住手，不是真的。其实不然。当时，你确实是认真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拯救自己，你完全是自愿的。你确实想加害那个人。你不在乎别人的痛苦。你只在乎自己。”

“你只在乎自己。”他重复道。

“事后，你对那个人的感觉就变了。”

“是的，”他说，“感觉变了。”

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风把他们单薄的工装裤吹得贴在身上。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立刻变得很尴尬，况且太冷了，他们也坐不住。她说要去赶地铁，站起身要走。

“以后再见吧。”他说。

“是的，”她说，“以后再见吧。”

他犹豫不决地跟了她一段路，保持比她落后半步。他们没有再说话。她其实并没有试图甩掉他，加快脚步只是想避免和他并肩而行。他决定陪她走到地铁站，可是突然觉得在冷风里这样跟着她毫无意义，而且难以忍受。他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倒不是想离开朱丽亚，而是想回到栗子树咖啡馆去，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像此刻这么吸引他。他怀念那张角落里的桌子，报纸，棋盘，还有喝不完的杜松子酒。最重要的是，那里很暖和。很快，不完全出于偶然，他在一小群人里与她拉开了距离。他不太积极地想追上去，可是又放慢了脚步，转身往反方向走开了。走出五十米，他又回头看了看。街上的人并不多，但是他已经认不出她了。任何一个匆匆忙忙的身影都可能是她。也许她又粗又硬的身体从背后已经无法辨认了。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她说过，“你确实是认真的。”他是认真的。他不仅那样说过，而且真的那样想。他希望是她而不是自己将要经受——

电幕里流出的音乐变了。一个沙哑嘲弄的声音，一个黄色的声音，传了出来。这时——也许并不真的存在，也许只是一段声音的记忆——一个声音唱着：

在浓荫广袤的栗子树下，

你出卖我，我出卖你——

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一个招待经过，发现他的杯子空了，又拿来了杜松子酒瓶。

他举起杯子闻了闻。这东西越喝越难喝。但他整天泡在这东西里。这是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每天晚上，杜松子酒送他入睡，早晨，杜松子酒又使他醒来。他很少在十一点以前醒来，眼皮总是睁不开，口渴得像火烧，背也疼得好像要断掉，要不是前一天晚上放在床边的酒瓶和茶杯，他根本起不来。整个中午他都呆坐着听电幕里的声音，酒瓶就在手边。他在栗子树咖啡馆从十五点一直坐到打烊。不再有人管他在干什么，没有起床号叫他起床，电幕也不再警告他。偶尔，也许一周两次，他会到真理部的办公室去干一点活——所谓的工作，那间办公室灰尘遍布，好像早已不用了。为了处理编纂第十一版新话词典中出现的小问题成立了无数委员会，他被分配在其中一个委员会的支委会的支委会中。他们的工作是撰写一种叫“中期报告”的东西，至于到底要报告什么，从来没搞清楚过。好像是关于逗号到底应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的问题。支委会里还有四个人，都和他差不多。有时候，他们碰头之后坦率地互相承认没有什么好做，于是立刻解散了。可是有时候，他们会坐下来热切地工作，填写大量的会议记录，草拟长得永远写不完的备忘录——这时，他们理应讨论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深奥，他们为了定义而细致地争论不休，把话题扯得很远，相互争吵——甚至扬言要请示上级机关。突然，活力从他们身上消失了，他们围坐在桌旁茫然对视，好像鬼魂在鸡鸣破晓时遁形一样。

电幕安静了一会儿。温斯顿又抬起了头。战报！不，只是换了一首曲子。他闭上眼睛，非洲地图出现在眼帘里。军队的移动都以图形来表示：一个黑色的箭头垂直刺入南方，一个白色的箭头水平向东横扫，跨过了黑色箭头的尾部。好像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抬头看了看画上那张深不可测的脸。第二个箭头是否有可能根本不存在？

他的兴趣又打消了。他又喝了一口杜松子酒，拿起白马试探地走了一步。将！可是，这一步显然不对，因为——

记忆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看见一个点着蜡烛的房间，床上铺着大大的白色床罩，自己是一个九岁或者十岁的男孩，坐在地板上摇着一个色子筒，兴奋得哈哈大笑。母亲坐在对面，也在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