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内卡尔说的是真话。他是被工艺社的广告惹恼火的，因为每天看到很厌烦。在他看来，雅克·阿尔努是那个会对民主政治带来灾难的那个世界的代表。一位严正的共和党人，会把一切优雅的东西视为腐朽，而且本身没有任何需要，具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正直性格。

他们的谈话再也难以进行下去。画家想起了他还有一个约会，这位教员也想起了他的学生；当他们走了以后，沉默了良久，戴洛里耶询问了有关阿尔努的各种问题。

“你以后会把我引荐给他，对不对，我的老朋友？”

弗雷德利克回答：

“那当然。”

随后他们想到应该好好安顿一下了。戴洛里耶很容易地在一家诉讼代理事务所找到了一个副书记员的职位，又到法科学校去报了名，买了一些必需的书，——终于，他们梦想已久的生活开始了。

未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美丽的青春年华。由于戴洛里耶没有提到任何有关费用开支的协议问题，所以弗雷德利克也就没讲了。现在的一切开支还是由他供给，整理衣柜、料理家务，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吩咐门房的话，书记官就会包揽下来。他继续充当他的保护者和老大哥的角色，就像在中学时代一样。

他们白天各忙各的事，晚上才重新聚在一起。各自坐在火炉角落的位子上，开始忙他们的工作。但是，这种气氛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就中断了，接下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倾心交谈，无缘无故的快活，有时也争论一下，为了油灯冒烟，或者为了一本书放失了地方，生气分把钟，大笑一阵后又平静了。

木板小房的门总是敞开着，他们睡在床上，远远地可以聊天。

每天早晨，他们只穿着衬衣加背心，一起来到阳台上散步；太阳出来了，淡淡的薄雾飘过河面，旁边的花市上面传来一阵狗叫声；他们烟斗里冒出的青烟，在纯洁的空气中盘旋，早上新鲜的空气清醒了他们还有些浮肿的眼睛；他们一边呼吸着，一边感觉到全身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希望。

每逢星期天，只要没下雨，他们就一起出门，手挽着手地走在街上。他们几乎总是同时突然想到同一个问题，或者是倾心交谈，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的行人。戴洛里耶总是妄想发一笔大财，因为他把财富看作是一种控制别人的有力工具。他想支配更多的人，能呼风唤雨，一个人有三位秘书听他差遣，每周举行一次盛大的政治宴会。弗雷德利克装饰了一个摩尔式的宫殿，整天睡在开司米沙发床上面生活，聆听着喷泉里呢喃的流水，享受着黑人侍童的伺候；这些梦想的东西最终变得如此的明确而具体，以至于让他感到悲伤和懊恼，就像已经失去了这些东西一样。

他又说道：

“何必要谈这些呢，既然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它！”

戴洛里耶接着说：

“谁知道呢？”

尽管他的意见带有民主倾向，他还是保证要带他去晋见党布罗斯先生。另一位则反对他的这种企图。

“呵！再试试吧！你会得到邀请的！”

大约在三月份的中旬，他们收到了一大摞的账单，其中有一份账单是给他们送晚饭的那个餐馆老板的。有一次，弗雷德利克吃饭的钱不够，就向戴洛里耶借了一百埃居埃居是法国旧时的一种银币，种类较多，价值不一。；半个月以后，他又向他重复了同样的要求，书记官责备他不要在阿尔努那里乱花钱。

事实上，他用钱是没有节制的。一幅威尼斯风景画，一幅那不勒斯风景画，还有另一幅君士坦丁的风景画，占据了三面墙的中心；还有阿尔弗雷·德·都厄都厄（1810—1860），画家，以擅长画马而著称。画的马，放在这儿那儿，到处都有；壁炉上面堆着普拉迪耶的雕刻，钢琴上面放着一些《工艺》杂志，墙角落里的地上搁着一些纸板制品，如此以来，屋子里堆得满满的，让别人连一本书也没有地方放，动一动手肘都很困难。在弗雷德利克看来，画画就需要所有这些东西。

他在白勒兰那里工作和习画，但白勒兰经常有活在外面跑，——他还习惯于参加所有报刊上面报道的一些葬礼及其它一些重要事件；——而弗雷德利克就总是一个人在画室里连续呆上几个小时。这个大房间里非常寂静，只听得到老鼠的奔跑声，阳光从天花板上照下来，还有火炉里发出的轰轰声，起初，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沉浸在一种精神上的舒适和安逸之中。但没过多长时间，他的眼睛就离开了他的绘画作品，转而去看墙上剥落的碎屑，书架上的小摆设，还从上到下地打量着那些像披着一块破呢绒布一样、沾满灰尘的半身雕塑像；就像一位在树林中迷了路的旅客一样，似乎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同一个地点，而在每一种想法的后面，他又在继续不断地重新寻找阿尔努夫人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