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字在当时是很流行的，有多少名人大师都是写的苏字。这个倾向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支配着。这本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但在这儿也表示着一个社会的变革。封建制度逐渐崩溃，一般人的生活已不能像古代那样的幽闭，生存竞争的巨浪也渐渐险恶起来了。所以一切的生活过程便必然地要趋向于简易化，敏捷化。苏字的不用中锋，连真带草，正合于这种的生活方式，所以它也就肩担了流行的命运。

大哥的诗、书、画，不客气地说一句话，好像没有一样可以成家。他后来到日本也学的不是实业，结果是为时流所动学了法政回来。去年我脱险回武汉的时候，他自重庆写信慰问我，言“安知非暗中有鬼神扶持？”我只好惊叹时代的进行真如电火一样迅速了!

六

在我十岁前后，和外界的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化一样，我身体的内部也起了剧烈的变化。

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惊异：我不知道我为甚么会有那样早期的性的觉醒。

那最初的征候怕是在七八岁的时候罢？那时候我们的家塾还在三伯父家的屋后。三伯家和我们不同居，他的家在街面上，和我们相隔有两三家门面，但在后边是由一院空地相联系着的，在这空地上我们另外新建着一座学堂还没有完工。

三伯父的后院里面有一个花园，四围是有几笼竹林。峨眉山的山脉横亘在墙外。

有一天上午，读书读厌了，我借口向先生说要去小解——这是我们当时的唯一的偷懒手段。在家塾里读书是没有休息时间的，笔直笼统地要坐到把书读完，不是先生的大小便和自己的大小便，是没有松一口气的机会的。所以大小便便是我们的解放者，我们自然要尽量地来麻烦它们了。先生骂我们有一句口头话，便是“懒牛懒马屎尿多”。但是骂尽管是骂，多也未见得真多，而懒总尽管是要懒的。只要松得一口气，那时候真是达观，便是“呼我为牛便为牛，呼我为马便为马”了。

先生允许了出去小解，但并不往厕所里去，却走到园子里来。

时候是暮春天气，天日是很晴明的。一走到园门口来，看见我们的一位堂嫂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下面。她在那儿彝。她穿着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子。带着乳糜色的空中，轻松的竹尾不断地在那儿动摇。堂嫂的两只手掌带着粉棠花的颜色。我在这时突然起了一种美的念头，我很想去扪触那位嫂子的那粉红的柔嫩的手。但奇怪的是我这个念头也不敢走去实现。

这位堂嫂是和我们同居的，我们三哥(大伯父的长子)那时也在家塾里读书，三嫂当然也是感着春闺的寂寞，希望在这儿和三哥邂逅的罢？但她那知道我那时那样的一个孩子也起了一个怪异的念头。

我立在园门前踌躇了一下，我也没有惊动她，便又转回家塾里去了。

这个回忆我始终觉得是我的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

但到后来实际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是在我十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已经移徙到新的家塾里了，家塾的教程也施行了新法。先生虽然没有教我们的体操，但是听随我们自己学习的。

家塾和峨眉山相对，仅隔着一道篱栅。在篱栅的左端有一道石门，石门外边便是一带的田畴了。

校园中在石门的旁近有一株很大的桑树，那虽然并不是庭园性质的树木，但因它很高很大，家里人爱惜着没有斫伐它。

我们就在那石门和桑树之间安上一根坚硬的竹木，这便成为我们的铁杠了。倚在桑树上又竖了一根竹木，以备我们学习猿升式的攀援。

就是那竖的一根竹木坏了事。

猿升式的运动是以两手和两脚夹着竹竿攀援上去，巧而有力的人便只用两手，我们最初学习当然是两手两脚的。竹木过粗，攀援的时候很费力气。攀上了顶了，总不免要用两脚把竹竿紧紧地夹着，以防坠落，以便在上面多休息一下。

有一次我就因为在那上面休息得过久，竟很怪异地感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快感过后，异常的感着疲倦，便和熟了的一个苹果一样滑落下来。

就这样发觉了这种怪味之后，我便要时常来贪享这种快乐了。把竹竿当成了自己的爱人。

但是竹竿过高过大，未免太吃力了；后来在三伯父的园中又发现了一株还未十分长成的枇杷树，在一人高的地方有两枝对称的横枝，刚好可以托手。枇杷树虽还稚嫩，但因木质坚实，也尽足以支持我一身的重量。于是乎这枇杷树又夺去了那竹竿的爱宠了。

就在这样的时候不凑巧的又发现了几种奇书。

自从大哥出了东洋，我在他的书橱里面发现了一部《西厢》，一部《西湖佳话》，还有一部《花月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