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开这些书报之外，还有各种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飞怼⒐文等等，差不多现在中学堂所有的科目都有。我们家塾里便用这些来做课本。有一部《笔算数学》，是甚么教会学堂出版的东西，我们沈先生他自己自修了一遍，便拿来教我们。我们从加减乘除一直也就学到开方了。那书所用的亚剌伯数字都是楷书，我们运算时也用那正工正楷的亚剌伯数字来运算，现在想起来真觉得好笑。

家塾的壁上挂的四大幅合成的一面《东亚舆地全图》，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真使我们的观感焕然一新。我们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的一样。

促成这样的变革的自然是时代的力量，世界的潮流，但我们那种偏僻的乡陬，在周围邻近乃至县府城中都还不十分注意的时候，我们独能开风气之先，很早的便改革了过来，这儿却不能不说是人力了。我们沈先生的锐意变法，这是他卓识过人的地方。像他那样忠于职守，能够离开我见，专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我半生之中所见绝少。当然他起初也打过我们，而且很严峻地打过我们，但那也并不是出于他的恶意。因为打就是当时的教育，不是他要打我们，是当时的社会要他打我们的。但他能以尖锐的角度转变过来，他以后便再没有用刑具来打过我们了。在当时我们读古书也比较有条理了，一面读《左氏春秋》，一面就读《东莱博议》。两者的文章都比较好懂，而且也能互相发明。这真是给予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好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我以后也好像又聪明了一些，先生隐隐地在把我当成得意门生看待。

助成了我们家塾革命的还有一个重大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大哥，郭橙坞。他是十三岁便进了学的人，天资当然是很不弱的。不过他几次秋闱都没有及第，在最后一科失败之后，他突然成为了启蒙运动的急先锋。成都是一省的都会，接受外来的影响自然较早；他在成都所接受的影响直接传达到我们乡里来。放足会是他首先提倡的，我们家里人在乡中解放得最早，就是五十多岁的我们的母亲，那时候也把脚解放了。女子素来是不读书的，我们的妹子和侄女也都跟着沈先生读起书来。这些不消说都是他的主张。乡里的蒙学堂也是由他提倡的，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

蒙学堂的先生姓刘，是嘉定人。他是成都新开办的师范养成所的第一批学生。他也是很热心，很能忠于职守的一个人。由他的一来，我们乡里人才知道有“洋操”了。我们的沈先生只有这一点他没有采办，但他叫我们去参加了刘先生的“洋操”。那时候的“洋操”真是有趣，在操“洋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集拢来参观。

那时候叫立正并不叫立正，是叫“奇奥次克”，叫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向左转是“西他里母克西他里”，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很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洋货了，但可不知道它们究竟是那一洋。这个秘密在现在的我当然是解决了的，这全部都是日本的口令，所谓“西呼米西呼米”者就是我们的“一二三一二三”而已。成都才办学的当时，请来的日本教习特别多(其中连日本的皮匠师傅都聘请来了)，聘金特别的贵，就像这样骗小孩子的体操都用日本教习来教，连那样基本的口令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可见当时办学人的外行，也可见中国人的办事草率了。但尽管那样，我们倒是感觉着很浓厚的趣味的。

大哥那时候已经考上了东文学堂，在那儿学习一年便要送往东洋去留学，所以他只有在年暑假才能够回家。东文学堂的教习不消说重要的都是东洋人。在甲辰年的暑假，大哥跟着两位东洋教习去游峨眉山回来，他邀着那两位东洋人绕道到了我们家里。东洋人的名字一个叫服部操，我叫他是“佛菩萨”；一个叫河田喜八郎，我叫他是“河田稀巴烂”。他们说的话我不懂，我说的话他们当然也不懂。他们在我们家塾里住了三天，那时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为好奇心所驱遣，时常爱跑去找着那两位东洋人说话；我也学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朵”、“萨约那罗”作者原注：日语“我”、“你”、“谢谢”、“再会”的音译。。

使我惊异的是这两位东洋人非常的吝啬。他们有一个宾铁罐子，大概装过饼干的，上面有些油画，我欢喜它。有一天我们同他们一同往韩王庙去钓鱼，我就想把那罐子拿去装鱼。大哥便教了我一句日本话，意思就是说：我想要拿这个罐子去装鱼，好不好？我把罐子拿去向那两位东洋人照样的说了那一句话。不知道是我学舌学得太不像，还是我大哥仅学了半年的日本话还没有升堂，那样的一句话完全没有打响。我简直莫名其妙又把罐子给他们放还原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