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没什么大碍了。”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答道。十余年来，当我第十次要求披露下述这段故事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他的应允。于是我终于得以将我朋友职业生涯中最为辉煌的这段经历公之于世。

福尔摩斯与我对洗土耳其浴都有特别的好感。在水雾缭绕、幽雅高贵的更衣室里，在那悠闲慵懒、轻松散漫的氛围中，我总觉得他比在别的地方更富有人情味、也更乐意闲聊一些。在北安普敦街浴室的楼上，在一个十分清静而雅致的角落有两张躺椅并排摆放着。而我的故事就打算从我们躺着的这个地方开始。我记得那一天是1902年9月3日，我随口问他近来可有什么令他感兴趣的案子没有，他突然把他那修长而敏捷的胳膊从裹在身子的被单下伸出来，从挂在身旁的上衣的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作为对我所提问题的回答。

“这也许是桩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的玩笑，但也可能是件对当事人生死攸关的大事，”他边说边把那张纸条递给我。“我所知道的也不过信上所提到的这些而已。”

这封信是头天晚上从卡尔顿俱乐部发出的，信的内容如下：

詹姆斯·戴默雷爵士谨向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致意：兹定于明日下午四时半登门造访，届时将有重大而棘手的事务相商，务请拨冗指教。如蒙俯允，请致电卡尔顿俱乐部示知。

“华生，不用说我已经同意他的请求了。”当我把信递还给福尔摩斯时他说道。“关于戴默雷这个人你知道多少情况？”

“只知道他是社交界名流，在圈内他的声名几乎无人不晓。”

“好吧，我还可以让你对他再多一些了解。他素以擅长处理那些不宜于在报上抛头露面的微妙而棘手问题而著称。你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办理哈默福特遗嘱案时他与刘易斯爵士之间睿智的谈判吧。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颇富外交手腕的人。所以，我敢断定他决不会是一个无中生有、虚张声势的人，这一次他或许是真需要我们的协助了吧。”

“我们的？”

“没错，华生，假如你乐意帮忙的话！”

“本人深感荣幸。”

“那么请记住我们与他会晤的时间是明天下午四点半。在此之前，让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抛在一边吧。”

记得那时我一个人住在安后街的寓所里。不过在约定的时间到来之前，我已经赶到福尔摩斯住所所在的贝克街了。四点半整，詹姆斯爵士准时到达。我大概用不着多费口舌去描述他，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詹姆斯爵士那爽直率真的性格、修饰得干净而齐整的宽阔面颊、尤其是他那快活圆润的声调、灰色的流露着诚恳与坦率的爱尔兰眼睛都令他们过目不忘。他那张极富于魅力、略带笑意的嘴唇蕴含着无穷的机智与风趣、他那式样别致的礼帽，内敛而深沉的黑燕尾服尽显其高贵气度。总之，他身上每一处，从黑缎领带上的镶珠别针到锃亮的皮鞋上的淡紫色鞋饰，无处不显示出他在衣着方面的独到的见解和品位。这位魁梧而雍容的贵族完全支配了福尔摩斯住所的这个大房间。

“当然，我早有准备在这儿与华生医生一见，”他彬彬有礼地对我颔首说道。“他的合作对我而言非常有价值，福尔摩斯先生，因为这次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惯于使用暴力、对一切无所顾忌的人。用我的话说，他可是全欧最危险的人物了。”

“不瞒你说，我过去的几位对手都曾被冠于过这个鼎鼎大名，”福尔摩斯微笑着说，“你不来支烟吗？那你不介意我点燃起烟斗吧？！倘若你说觉得这个人比已故的莫里亚蒂教授，或现在还尚在人世的塞巴斯蒂安·莫兰上校还要危险的话，那我倒真想与他较量较量。可否请教他的尊名？”

“听说过格鲁纳男爵这个人吗？”

“你指的是那个奥地利谋杀犯吗？”

戴默雷上校禁不住举起那双戴着羔皮手套的手，爽朗地笑起来：“真有你的！我想不出天下竟有什么事能瞒过你那洞若观火的双眼，福尔摩斯先生！这么说，在你内心的法庭，你早已经把他判定为谋杀犯啦？”

“关注大陆上的犯罪案件是我的分内事。但凡是略微深入了解过布拉格事件报道的人，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人是清白无辜的！他之所以现在还逍遥法外，完全是由于法律条款的匮乏和不完善，以及一名目击者不明就里的突然辞世所致。当斯普卢根峡谷刚一传出那个所谓‘意外事故’时，我就肯定他是杀害他自己的妻子之元凶，我相信自己的推论与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吻合得天衣无缝。我也知道格鲁纳男爵这短时间已启程到了英国，我还预感到他早晚会给我创造点工作机会的。那么请你告诉我，格鲁纳男爵现在又捅出了什么乱子？我想这次该不会又是那个斯普卢根峡谷旧悲剧的新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