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以后，一只厚厚的面罩把他的脸全部蒙上了。教授对他说：

“您别紧张，现在我们给您施行氯仿麻醉。请深呼吸，用鼻子呼吸，开始数数。”

面罩下面传出低沉而平静的回答：

“好的。我事先向大家道歉，我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

教授忍不住笑了。

麻醉药水开始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难闻的气味。

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数，并竭力数得清楚些。他生活悲剧的第一幕就这样揭开了。

阿尔乔姆急忙中差点把信撕成两半。打开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就感到忐忑不安。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⒍乔姆：

我们相互极少写信。一年只写了一次，偶尔两次吧。难道通信次数的多少能说明问题吗？你来信说你已经带领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搬到卡扎京机务段去了，想与旧生活一刀两断。我明白，这指的是斯捷莎和她的亲属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类似的东西。要把斯捷莎这类人改造过来是很困难的，你未必能做得到。你说：“岁数大了，学习起来感到困难。”但你学得还不错嘛。你固执地拒绝脱产担任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不是曾为夺取政权而战斗过吗？那么你就应该去掌握这个政权。明天就去从事市苏维埃的工作，好好干吧！

现在谈谈我自己。我的情况不太妙。我已经开始经常光顾医院了，已动了两次大手术，流了不少血，体力消耗很大，可至今谁都不能回答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状况。

我已经脱离了工作，给自己找了一个新职业——“生病”。我忍受着种种痛苦的折磨，其结果却是右膝盖已不能活动，身上又增添了好几条刀缝。最近的一次医疗会诊又发现，七年前我的脊椎曾受过暗伤。他们告诉我，为此我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只要能够归队，我准备忍受一切。

对我来说，生活中再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了。对这点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忍受一切的原因。然而，病情至今并无起色，相反是越来越糟。第一次手术之后，我刚能行走，就回到工作岗位上，但不久我又被送进医院。刚才我收到了去叶夫帕托里亚“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阿尔乔姆，你别难过，要知道，把我送进棺材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我的生命力足够顶上三个人。哥哥，我们还要干很多工作呢。你要注意身体，别一下再扛十普特重的东西。要不，党以后会花费很大的代价来给你修补受损的身体的。岁月给我们积攒了经验，学习给我们充实了知识，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你客留医院的。

紧握你的手。

保尔·柯察金

当阿尔乔姆皱起浓眉读弟弟的来信时，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诺娃告别，他把手伸给她，她问道：

“您明天就去克里米亚吗？那您今天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说：

“罗得金娜同志马上要来，今天一天我都在她家里，明天早上她送我去火车站。”

巴扎诺娃认识多拉·罗得金娜，因为她常来看望保尔。

“柯察金同志，我们谈过您临行前跟我父亲见面的事，您还记得吗？我把您的身体状况详细地告诉了我父亲。我想让他今天晚上给您检查一下。”

保尔立即同意了。

当天晚上，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巴扎诺娃把保尔带到了她父亲那间宽敞的工作室里。

这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当着女儿的面为保尔作了认真的检查。伊琳娜将医院的X光片和所有的化验单都带来了。巴扎诺娃听了她父亲用拉丁语说的一长段话之后，脸色突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保尔注视着教授谢顶的大脑袋，想从他那双敏锐的眼睛里读出点什么，可是巴扎诺夫医生丝毫不露、深不可测。

保尔穿上了衣服，巴扎诺夫非常客气地同他告别。由于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便拜托女儿把结论告诉保尔。

在伊琳娜·瓦西里耶夫娜那间布置得精巧雅致的房间里，保尔坐在长沙发上等她说话。但她不知道从何说起，该说些什么，她很为难。父亲告诉她说，柯察金体内有种致命的炎症正在发展，医学对此暂时还无能为力。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危险，可是我们却无法制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她不能将实情全告诉他，只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而且措词也非常小心谨慎：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法会对您的健康大有帮助，秋天您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两只非常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