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和达雅到了莫斯科，在一个机关档案库里呆了几天。该机关的负责人帮助保尔住进了一所专科医院。

直到现在，保尔才明白：当一个人身强力壮，拥有青春的时候，坚强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事；而当生活的锁链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如果你仍然能够坚忍不拔，那才是真正令人崇拜的。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的那天晚上到现在，一晃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了。这十八个月的痛苦经历是难以描述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他的视力已经不可能。如果将来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做瞳孔手术，但这种希望非常渺茫。为了消除炎症，他建议先进行外科手术。

医生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只要是医生认为需要做的，他都同意。

当他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他的颈部，切除一侧的副甲状腺时，死神的黑色翅膀曾经三次与他擦肩而过。保尔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达雅提心吊胆地在外面等了几个小时以后，终于看见了手术后的丈夫。虽然他的脸色很苍白，但看上去仍然不乏生气，而且像往常一样平静温存：

“亲爱的达雅，你别担心，把我弄进棺材不是那么容易的。我还要活下去，哪怕有意跟那些医学权威的预言捣捣蛋也好。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要证明我百分之百失去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重新回到建设者的队伍中去。

冬天过去了，窗外春意盎然。大量失血的保尔终于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再也不能呆在医院里了。一年多来他一直生活在病人的痛苦呻吟和垂死者的哀号之中，这比忍受自身的痛苦更为艰难。

医生建议他再作一次手术，他坚决地拒绝说：

“不用了，够了。我已经向科学献出了我的一部分血，剩下的留给我做点别的事吧。”

当天，保尔就给中央委员会写了封信，请求帮助他在莫斯科找个住处，因为他妻子在莫斯科工作，而且他本人再转辗住院已毫无用处。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党组织请求帮助。莫斯科市苏维埃收到信后很快就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子。于是保尔离开了医院，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再回到医院。

保尔的房子在克罗波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很简朴，可在他看来却非常奢侈了。夜里醒来时，他常常还不相信自己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医院。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工作非常努力。尽管个人生活非常不幸，但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队员的后面。工人们信任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推选她为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保尔为他的终生伴侣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生理上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诺娃到莫斯科出差时前来探望保尔。保尔非常热情地向她讲述了他所选择的道路，正是通过这条道路，他将再次回到战士的行列中去。

巴扎诺娃看到保尔两鬓的缕缕银丝，柔声地说：

“看得出来为写作您经受了不少痛苦，但是您仍然没有失去那不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您已经准备了五年，现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但是您怎么写呢？”

保尔笑着安慰她说：

“明天他们会给我送一块刻好格子的板子来，是用硬纸板做的。没有这块板子我无法写字，会把一行字压到另一行上去的。我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在硬纸板的一条条空格上，铅笔就不会写到格子外面去。我看不见，写起来是有点困难，但也不是没法做到。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刚开始一直写不好，但是现在慢慢地把每个字母都仔细地写，结果写得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工作了。

他计划写一部关于英勇的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中篇小说，书名不假思索地就出来了：《在暴风雨中诞生》。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部书的创作之中。他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地写着。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形象迷住了。这时，他也尝到了初练手笔的艰辛。那些生动、难忘的情景清晰地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时，他却苦于无法用笔墨来表达，写的东西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缺乏生气和激情。

已经写好的部分，他必须逐字逐句全部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受到阻碍。母亲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他必须凭记忆整页整页，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甚至觉得儿子疯了。儿子写字的时候，她不敢走近，只在帮他捡起滑落在地上的手稿时，才怯生生地说：

“保夫鲁沙，你难道不能做点别的什么事吗?哪里见过像你这样的，写个没完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