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会疗养院旁边是中央医院的大花园。“公社社员”疗养院里的人从海边回来，总要经过这个花园。花园里一堵灰色石灰石高墙旁边，有棵枝茂叶盛的梧桐树，保尔喜欢在这树阴下休息。这儿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静观来来往往的行人；晚上，又可以静听音乐，避开疗养院那边的喧闹声。

这一天，保尔又来到这个幽静的角落，舒适地躺在一只柳条编的摇椅上。海水浴和阳光使他困乏无力，他打起盹来。一条厚厚的浴巾和一本还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刚来疗养院的头几天，他仍然处于神经质的紧张状态之中，头痛状态一直没有消除。教授们还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次的叩诊、听诊使保尔感到厌恶和疲倦。他的责任医生是个招人喜欢的女党员，她姓耶路撒冷奇克，这是个非常古怪的姓。她每次都费好大劲才找到保尔这个病号，总是耐心地劝他跟她去找这个或那个专家。

“说实话，这一切让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内要回答五次。您的祖母是不是精神病患者？您的曾祖父是否患有风湿病？鬼知道他生过什么病！我压根就没见过他！而且每个大夫都想让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什么更糟糕的病。说老实话，为此我真想敲敲他们那秃脑袋。请让我休息一下吧！要不，如果他们在这一个半月里老对我这样研究来研究去，我会变成一个危害社会的分子的。”

耶路撒冷奇克用玩笑来回答他，但是几分钟之后，她已经挽着他的手臂，一路上讲着有趣的事，把他又领到了外科医生那儿。

今天看来不会要他去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小时。保尔在朦胧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睁开眼睛，心想，“这人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可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下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飘了过来，这说明旁边坐的是个女人。他睁开了眼睛。第一眼见到的是白得耀眼的连衣裙、两条晒得黑黑的腿和穿着平底鞋的脚。接着他看到的是剪得短短的、像男孩子似的头，一双大眼睛和一排尖尖的像小老鼠牙一样的小牙齿。对方不好意思地朝他笑了笑，说：

“对不起，大概我打搅你了吧？”

保尔没有答话，这不太礼貌，他只希望她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着那本《叛乱》问他。

“是的，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住在中央委员会疗养院吗？”

保尔不耐烦地动了一下。“从哪儿跑来这么个人？这叫什么休息呀！大约马上要问我生的是什么病了。那我就只好走了。”他不太友好地回答说：

“不是。”

“可我好像在那里见过您。”

保尔已经站起来了，这时，后面传来了一个女人响亮的声音：

“多拉，你钻到这儿来干什么？”

一个穿着疗养院的浴衣，皮肤晒得黝黑，体态有些丰满的金发女子在摇椅上坐下。她瞟了保尔一眼，问保尔：

“同志，我在什么地方见过您。您是在哈尔科夫工作吧？”

“是的。”

“干什么工作？”

保尔决定结束这没完没了的对话，就回答说：

“清洁工。”她们听了哈哈大笑，笑得保尔不禁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恐怕不是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哈尔科夫市党委委员多拉·罗德金娜不止一次提起他们相识时这喜剧性的情景。

有一次，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听音乐会，在那儿意外地遇到了扎尔基。

而且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一个肥胖的歌女，伴着疯狂的动作，演唱了一首《销魂夜》后，一男一女跳上了舞台。男的头戴一顶红色的圆筒帽，下身几乎半裸，只在屁股上系了一圈五颜六色的扣环，上面穿一件白得耀眼的衬衣，还打了根领带。总之，他装扮的是野人，却又不完全像。女的长得倒不错，身上挂着许多布条。这对活宝一出场，那些站在疗养员的躺椅后面、长着牛一样粗脖子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们乐得连声叫好。在这种喝彩声中，这一男一女踏着碎步，扭着屁股，跳起了狐步舞。真难以想象还有比这更丑陋的场面了。那个戴着怪里怪气圆筒帽的男人和那个女人紧紧贴在一起，做着各种下流淫猥的动作，站在保尔身后的一个肥胖子兴奋得呼哧呼哧直喘气。保尔刚要转身走开，前排紧靠舞台的地方有人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

“够了！别卖淫了！滚蛋吧！”

保尔认出他是扎尔基。

钢琴伴奏中断了，小提琴吱的一声也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