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浓密的树阴下，在凉台的一角，聚集着几个疗养者。赫里桑夫·切尔诺科佐夫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紧皱着浓眉正在看《真理报》。他穿了件黑色的侧扣立领衬衫，戴了顶老式鸭舌帽，消瘦的脸庞，晒得黑黑的，胡子很久没刮了，一双蓝色的眼睛深深地凹了进去——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地道的矿工。十二年前，他被调到边区担任领导工作，放下了铁镐，可是他现在的样子仍然就像刚从矿井里出来一样。从他的言行举止以及使用的词汇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他腿上生了坏疽，这病像魔鬼似地折磨着他，不断地消耗着他的体力。切尔诺科佐夫痛恨这条病腿，就因为这条腿，他卧床几乎已有半年了。

坐在切尔诺科佐夫对面，抽着烟卷，若有所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列娃。她今年三十七岁，已有十九年的党龄了。在彼得堡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人们都叫她“金工姑娘舒罗奇卡”。几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饱尝了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

坐在桌子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头部的侧影很美，有点像古希腊罗马的艺术人像，此时，他正在埋头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地扶一下鼻梁上那副好大的玳瑁眼镜。当你看到这个昔日的大力士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抬起他那不听使唤的右腿时，真觉得难以置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位编辑、作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干部。他通晓几门外语，知识渊博，就是稳重的切尔诺科佐夫对他也很敬重。

“这就是你同房间的那位同志吗？”日吉列娃朝坐在轮椅里的保尔那边点点头，轻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丢下报纸，脸色豁然开朗起来。

“是的，他就是柯察金。舒拉，应当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他让病魔给缠住了，要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放在最困难的岗位上准会让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他是第一批共青团员。总之，要是我们帮他一把，我已决定这样做了，他还是能再工作的。”

潘科夫仔细听着他们的交谈。

“他生的是什么病？”舒拉·日吉列娃又轻声地问。

“是1920年内战时留下的病根。他的脊椎有毛病。我跟这儿的医生谈过，他们担心，这病根有可能使他完全瘫痪。”

“我马上把他推到这儿来。”舒拉说。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日吉列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保尔最亲近的人，后来在他病重的几年里，他们都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依然照旧。达雅做工，保尔读书。他还没来得及着手做小组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悄悄地向他袭来：他的双腿全部瘫痪了。现在还能活动的只有右手。经过长期徒劳无益的努力之后，他终于明白了：他再也无法行走了。他咬紧嘴唇，都咬出血来。达雅坚强地掩饰着内心的绝望和痛苦。可是保尔却满怀歉意地笑着对她说：

“达尤莎，咱们离婚吧。反正我们没有约定，遇到这种倒霉的事还得在一起过下去。好姑娘，我今天得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她不让他再说下去，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乔姆得知弟弟又遭到了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立刻扔下一切，到保尔这里来了。于是，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生活，老太太和达雅相处得很融洽。

保尔继续学习。

一个阴冷潮湿的冬日之夜，达雅带着她第一次获得胜利的好消息回到家里——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此，保尔在家里很少见到达雅。她常常从她工作的疗养院的厨房直接去妇女部，去苏维埃，直到深夜才能回来。虽然十分疲劳，但她脑子里却不断装进许多新鲜东西。她即将成为候补党员的日子已经临近，她十分激动。但是，这时新的不幸又从天而降。保尔的病情继续恶化。他的右眼发炎，疼得火烧火燎的，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双目失明——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无法逾越、特别可怕的障碍已经悄悄地横在道上，挡住了保尔前进的道路。他的母亲和达雅已绝望之极，他却极其冷静，暗自下了决心：

“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确实不可能继续前进了，要是我过去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因失明而一笔勾销了，要是重新归队的希望已经毁灭了，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他的朋友们。他们都回信鼓励他要坚强地继续同疾病作斗争。

就在这十分痛苦的日子里，一天，达雅无比兴奋而激动地告诉保尔：

“保夫鲁沙，我成了候补党员了。”

保尔一边听她讲述支部如何讨论吸收她入党的事，一边回想着自己刚入党时的种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