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您这么一问，我就以为您认识他了。我曾经做过他的监护人……是个十分可爱的年轻人……思想很新潮……我素来很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从他们身上了解到，什么是新事物。”彼得.彼得罗维奇满怀希望地环视着所有在座的人。

“这是指哪一方面呢？”拉祖米欣问道。

“指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事情最本质的方面，”彼得.彼得罗维奇赶忙接过话头，他似乎很喜欢这个问题，“要知道，我已经有足足十年没来过彼得堡了。我们的一切新事物啦、改革啦、新思想啦——凡此种种我们在外省也都有所接触；但是要想看得更加清楚和看得更为全面，还是必须到彼得堡来。噢，我的想法正好就是这样：只要注视我们的年轻一代，就可以有最多的发现，了解最多的情况。我承认：我很高兴……”

“高兴什么呢？”

“您的问题太过宽泛。我可能搞错了，但是我觉得，我似乎发现了一种更为明确的见解，可以说，是一种更富批评的精神，一种更为务实的精神……”

“这话不错，”佐西莫夫漫不经心地说。

“你瞎说，哪有什么务实精神，”拉祖米欣紧紧地抓住话柄。“要想形成务实精神，实属不易，而它又不会从天上飞下来。我们已经将近两百年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敢做了……思想嘛，大概也在徘徊不定……”他转向彼得.彼得罗维奇，“善良的愿望也是有的，虽说颇为幼稚；甚至还能发现诚实正直的行为，尽管这里出现了数不胜数的骗子，然而务实精神仍然没有！务实精神是稀世之宝啊。”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彼得.彼得罗维奇以溢于言表的喜悦反驳道，“当然喽，迷恋啦，差错啦，势所难免，但是对此应当宽容：迷恋证明对事情满腔热情，也证明事情所处的外部环境恶劣。如果说事情做得不多，那只是因为时间太少。至于方法的问题，我就不谈了。我个人认为，也可以说，甚至有些事情已经着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新思想广为传播，一些有益的新著作大大普及，取代了以前那些空想的和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学有了更为成熟的色彩；不少有害的偏见得到根治，成为笑柄……简而言之，我们无可挽回地割断了自己与过去的联系，而以我之见，这已经就是业绩……”

“倒背如流啊！自吹自擂，”拉斯科尔尼科夫突然说。

“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未曾听清，问了一声，然而没有得到回答。

“这些话都是对的，”佐西莫夫赶忙插上一句。

“难道不对吗？”彼得.彼得罗维奇喜孜孜地看了一眼佐西莫夫，接着说道。“您得承认，”他转向拉祖米欣继续说，不过已经带着某种得意洋洋和居高临下的神气，只差一点没加上一句“年轻人”，“至少在科学和经济学真理……的探索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或者用时髦的话来说，已经有了进步……”

“老生常谈！”

“不，决非老生常谈！譬如说，如果以前人们对我说：‘你要爱人’，于是我就爱了，那么结果怎样呢？”彼得.彼得罗维奇接着往下说，也许说得太匆促了，“结果是，我把一件长上衣一分为二地撕开，分一半给别人，于是我们两人都半裸着身子，这正应了俄国的一句谚语：‘同时追几只兔子，一只也逮不住。’科学却告诉我们：首先你应该只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你只爱你自己，那么你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办妥，你的长上衣也就会完整如一。经济学的真理进一步告诉我们，社会上办得好的私人事业越多，也就是说完整如一的长上衣越多，社会的基础就越牢固，公共事业也就会办得越发兴旺。因此，我仅仅为自己获取财富，恰恰是为大家获取财富，结果使别人得到比撕破了的长上衣更多一点的东西，而这已经并非受惠于私人的个别恩赐，而是得益于社会的普遍繁荣卢仁在此宣扬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边塔姆（1748—1832）及其信徒米利（1806—1873）的实用主义观点。他们的著作译成俄文后，俄国的报刊曾广泛讨论过这种观点。这个想法很是平常，但不幸的是，未能传到这里来的时间太过长久了，它被狂热的激情和幻想遮挡住了，然而要领悟其中的奥妙，似乎并不需要多高的智慧……”

“对不起，我也没有多高的智慧，”拉祖米欣急躁地打断了他的话，“因而我们就此打住吧。我这样说毕竟是有目的的，否则，所有这些自我安慰的废话，所有这些经久不衰、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翻来覆去总是那么几句陈词滥调，三年来已经使我厌烦透顶，真的，不仅仅我自己，就是听到别人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我都要脸红。您，当然，是急不可耐地要炫耀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这完全是情有可原的，我不会责怪您。我现在只想知道，您是什么人，因为，您要知道，近来有如此之多的五花八门的企业家热衷于公共事业，但不论他们接触到什么，都一律加以曲解，使之有益于自己的利益，结果把一切事情都搞得糟糕透顶。唉，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