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历史学家与某类植物学家非常相似，看到一些植物是从双子叶的种子发育而来，就坚持认为所有的植物都要长出两片叶子；而棕榈、蘑菇甚至还有橡树，完全长成后再没有了两片叶子之类的东西，就说这些植物与理论相背离。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民众的意志有条件地转移到历史人物身上，但这些条件并为人所知，历史人物之所以享有权力，是因为他们实现了民众移交过来的意志。

但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形，推动各民族的力量不在于历史人物，而在于各民族自身，那这些历史人物价值何在呢？

这些历史学家会说，历史人物表达了民众的意志；历史人物的活动代表了民众的活动。

但这么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历史人物的活动全部的、还是只有其中一些是民众意志的表现？如果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全部活动都是民众意志的表现，那么拿破仑、叶卡捷琳娜之类的历史人物的生平传记，包括宫廷丑闻在内，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这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如果像另一些人，所谓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历史人物的活动只有其中一些是民众意志的表现，那么，为了明确到底是历史人物的哪一些活动表现了民族的生活，首先就得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

遇到这样一些大难题的时候，这类历史学家就想出一些可以适用于解释绝大多数历史事件的并且几乎一致接受的最模糊、最飘渺、最笼统的抽象概念：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如此等等，然后说，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目标。这类历史学家把某种抽象的概念视为人类活动的目标，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又研究这些身后留下文献或者遗迹最多的历史人物——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记者，根据这些人的事迹，看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者阻碍了某种抽象的概念。但是，因为无法证明人类活动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同时也因为民众与统治者和人类启蒙者的关系完全只建立在任意的假定之上，即民众意志的总和总是移交到我们所认为的出类拔萃的历史人物身上，所以有关人类活动的记载中，永远只有十几个人不焚烧房子、不从事农业、不残杀同类，永远不会有千百万人远涉他乡、烧毁房屋、抛弃耕作、互相残杀。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页西方各民族的骚动和他们的东进，能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他们的情妇和宠臣的活动来解释吗？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1242]等人的生活来解释吗？

俄国人民向喀山和西伯利亚的东进，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细节中能够有所反映吗？在伊凡与库尔布斯基[1243]的通信集里能够有所反映吗？

十字军东征时代各民族的历次运动能够靠研究戈弗雷、路易国王及其情妇，研究这样一些人的生活来说明吗？那场自西向东的远征，没有任何目的、没有领袖、只有一群乌合之众和一个隐士彼得，我们至今都无从理解。历史人物已经给十字军明确了解放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合理的、神圣的目标，远征却嘎然而止，我们更加无从理解。教皇、国王、骑士都大肆鼓动民众解放圣地，但民众不去，因为先前推动他们远征的未知因素已不复存在。戈弗雷[1244]和抒情歌手[1245]的历史显然涵盖不了各族人民的生活，戈弗雷和抒情歌手的历史依然只是戈弗雷和抒情歌手的历史，各个民族生活的历史及其运动的动因依然未曾可知。

著作家和改革家的历史就更加说明不了各个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们说明一个著作家或者改革家的运动动因、生活条件和思想状况。我们了解了，路德暴躁，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话；卢梭多疑，写过这样或那样的书；但我们不知道，宗教改革以后，各个民族为什么还要相互残杀，也不知道，法国大革命当中，人们要相互处以死刑。

如果把这两种历史结合起来，像现代历史学家所做的一样，那么这样的历史就将只是帝王和著作家的历史，而不是各个民族生活的历史。

五

不能将各个民族的生活与少数几个人的生活混为一谈，因为还没有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有一种理论认为，这种联系是基于民众意志的总和向历史人物的转移，但这只不过是个没有得到历史经验证实的假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