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近旁一刻不停地仔细观察这些水流，并把波浪的起伏与轮船的运行相比较，我们才会发现，每个瞬间水流的运动都决定于轮船的运行，我们产生错觉，是因为我们站在轮船上没有觉得自己也在随之运动。

那么，如果我们一刻不停地仔细观察历史人物的活动（也就是恢复一切事件发生的必要条件——运动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没有忽略历史人物与民众的必然联系，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

当轮船朝着同一个方向航行的时候，它前面就会出现同样的水痕；当轮船经常改变方向航行的时候，它前面就会出现不断变化的水痕。但是不管轮船怎样改变方向，它的航行总伴随着起伏的波浪。

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总觉得，这在意料之中或者是奉命行事。不管轮船朝哪个方向航行，它的前面总是波涛汹涌，然而这些波浪既不能支配也不能促推它的运行。可是远远一望，我们会觉得那些翻腾的浪花不只是在自由地起伏，还引导了轮船的前进。

历史学家只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相关的作为命令的那些意志的表达，就认为事件取决于命令。但只要考察事件本身以及历史人物与民众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人物及其命令是取决于事件的。这个结论有着无可争辩的证据，不管发出了多少命令，如果没有别的什么原因，事件还是不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了某个事件——不管是怎样的事件——总能在不同的人不断表达出来的各种意志中，找到一些在意思和时间上以命令的形式与事件相关联的意志。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对下面两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直接而肯定的回答。

一、权力是什么？

二、是什么力量造成了各个民族的运动？

回答一，权力是一个著名人物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著名人物对正在进行的共同行动越多地发表意见，越多地进行推测，越多地作出辩解，他就越少地参与行动。

回答二，各个民族运动的产生，不是因为权力，不是因为智力活动，甚至也不是因为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两者的联合，而是因为所有参与事件的人们的共同行动，这些人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直接参与事件最多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少；直接参与事件最少的人，所负的责任最多。

事件发生的原因，从精神层面看在于权力本身，从物质层面看却在于服从于权力的人。但是，难以设想会有离开了物质参与的精神活动，所以，事件发生的原因不在于前者，也不在于后者，而在于两者的结合。

或者，换句话说，原因的概念并不适合我们的研究对象。

分析到最后，我们就会达到无限的循环，达到人类智慧在任何思维领域里所能达到的极限——如果人类智慧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是玩玩而已——就像电能产生热能，热能带动发电，原子互相吸引，原子互相排斥。

在谈到电能与热能以及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时，我们说不清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便只会说，事情就这样，因为难以想象换一种情况会成什么样子，因为它本身就该如此，这是它的规律。历史现象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或者革命？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人们为了进行某种行动，就组成和加入了相应的团体；我们会说，事情就这样，因为难以想象换一种情况会成什么样子，这是它的规律。

八

如果历史只研究外部现象，那么只要搬出这条简单明了的规律就足够了，我们的讨论也可以到此结束，但历史的规律涉及到人。物质微粒不可能告诉我们，说它完全感觉不到有相互吸引和排斥的需要，说规律是不对的；而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却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我是自由的，所以我与所谓的规律没有关系。

尽管没有说出来，历史的每一步都让人感到了人类自由意志问题的存在。

所有认真思考的历史学家都会不知不觉遇上这个问题。历史上所有的矛盾和含糊，历史科学所走过的错误道路，都是因为这个问题悬而未决的缘故。

如果每个人的意志都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能为所欲为，那么全部的历史就要成为一系列毫不相干的偶然了。

如果在一千年的时间里，千百万人中哪怕只有一个人有自由行动的可能，也就是说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那么很显然，只要这个人有一个违背规律的行为，他就破坏了适用于整个人类的任何规律存在的可能。

如果哪怕只有一条支配人们行为的规律，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自由的意志，因为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这条规律。

自由意志问题就处在这种矛盾之中，它从远古时代就占据了人类最智慧的头脑，并且从远古时代就被指出了它全部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