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之后，炮兵司令克雷扎诺夫斯基给我送来了所有炮台的炮兵长官写的报告，请我根据这二十多份材料汇成一篇总报告。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们抄下来，这些用来起草报告，真是天真幼稚的编造战争谎言所必须的最好样式。我想，我那些当年撰写这些报告的同事们读到我的这些话，回想起当年如何奉长官之命记载那些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时，一定会忍不住发笑的。所有亲历过战争的人想必都知道，俄国人在战争中多么善于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又多么不善于以必要的夸张和撒谎描述自己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军队里起草这些作战报告或者汇报之类文件的大多不是俄罗斯人。

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为军事史学家提供材料的作战报告不可避免地存在谎言，从而解释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上为什么常常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叙述历史事件除了不可避免的谎言以外，我在那些我感兴趣的时代的历史学家那里看到一种特别华丽的言辞（可能是因为习惯于对历史事件分门别类、习惯于言简意赅的叙述、习惯于考虑各种事件悲剧色彩），在这样的言辞中，谎言和歪曲不仅充斥于事件叙述本身，还转向了对事件意义的理解。在研究梯也尔与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所写的关于这个时代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1257]的时候，我常常纳闷不已，这两本著作怎么会出版，又怎么会有人阅读？且不说它们以最严肃最深沉的口吻和完全对立的材料叙述同样的历史事件，光是这两部著作中一些奇怪的说法就叫人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想起这两部书是记录那个时代仅有的文献，拥有千百万的读者，真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里只举著名历史学家梯也尔书中的一个例子，他在讲述拿破仑如何随身带了俄国假币的时候说：“为了扩大这些资金的使用范围，他实施了一项与他和法国军队相称的慈善行为，就是下令给房屋被烧的人提供补贴。但是因为食品储备太昂贵，供应给大多怀有敌意的异国人就没有可能，拿破仑宁可给他们钱，于是下令发纸卢布[1258]。”

这段话单独听起来会使人目瞪口呆，即使不能说它不道德，至少也是毫无意义的；但在整部书里它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它完全与普遍华丽的激昂的没有任何明显意义的言语风格相符合。

因此，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我的作品在描写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与历史学家的叙述产生了分歧，读者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但是艺术家不应该忘记，民众形成的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并不建立在想象之上，而是以历史文学为基础，而这些文献经过了历史学家分门别类的整理；因此，艺术家虽然对这些人物和事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进行不同的描述，但还是要像历史学家一样以历史材料为根据。在我的小说里，凡是涉及到历史人物的说话和行动，我都没有虚构，而是运用了各种材料。我在写作时已经搜集了各类书籍，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此把它们一一列出，但我随时可以引用这些书中的话。

六、关于历史人物的作用。这是我最后要讲的也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我认为所谓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我研究的这个时代，它是如此地充满悲剧色彩，发生了如此之多的重大事件，距离我们是如此之近，有关它的传说又是如此地迥然不同，这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历史事件终有它发生的原因，而人类的智力根本无法企及。把一八一二年事件的原因说成是拿破仑疯狂的侵略野心和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帝坚贞的爱国信念（大家也觉得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了），就像把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野蛮人率领自己的部族西进而某个罗马皇帝的统治如何糟糕，或者就像说某座被掘的大山轰然倒塌是因为一个工人挖空了最后一锹土，这样的解释没有任何的意义。

千百万人相互残害，五十万人死于屠杀，这样的事件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意志造成；就像一个人的力气掘不倒一座大山，一个人的意志也不能迫使五十万人死亡。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一些历史学家搬出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和俄国人的爱国热情，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是拿破仑军队传播的民主思想和俄国与欧洲的必然联系，等等。可是，千百万人怎么会互相残杀，是谁要他们这么做呢？大家似乎都明白，这么做谁也得不到好处，只能越来越坏，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对这个毫无意义的事件，不仅可以回想起无数个原因，而且正在推测出无数条理由，但是，大量的解释和所有这些解释与目标的巧合，只能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之多，而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算作真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