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近代军事学鼻祖，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在其名著《战争论》一书中，也曾对攻守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他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进攻容易。”又说：“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该立即放弃它。”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观点与孙子不无暗合之处，但晚了两千多年。

　　孙子重视军事实力，把实力看做是运计设谋的前提和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认识。可惜的是，后世那些兵学理论家，大多眼光不及孙子，观察事物、考虑问题往往是单向性思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人为地割裂孙子思想的内在逻辑体系，忘记或忽视了注重谋略与发展实力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是辨证的统一。他们只倾心于用计谋、施损招，没有充分认识到实力是计谋之“体”，计谋是实力之“用”，体用和谐，方能克敌制胜，结果流露出轻视实力建设的倾向，“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贵谋而贱战”的种种高论大行其道，这无疑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一个弊端。

　　后世重谋轻力军事文化价值取向的滋生和风行，是对孙子军事思想基本精神的一种曲解。更可恨的是，这客观上也让人们对《孙子兵法》产生误解，影响了（甚至毁坏了）中国军事文化的声誉。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把《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等同化。将“借刀杀人”、“指桑骂槐”、“美人计”、“走为上”之类，统统划归到《孙子兵法》名下。这一方面说明《孙子兵法》的确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理解还很粗浅，往往从阴谋诡计、诡诈欺骗的层面来诠释孙子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似乎《孙子兵法》只不过是小人的伎俩，而非君子的哲学，这显然有失偏颇。

　　其实《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完全是两码事，两者反映的是两种兵学文化价值观。《三十六计》从头到尾是一个“骗”字，典型的“我是流氓我怕谁”，一股痞气。只要看看“瞒天过海”、“趁火打劫”、“借刀杀人”的计策名，就可以知道它是多么阴损毒辣和厚颜无耻。说白了，《三十六计》是玩“空手道”的，有枣没枣先打一竿子再说，押宝押中了，皆大欢喜；押不中，就自认晦气。张仪、苏秦的所作所为遵循了《三十六计》的原理。他们擅长雄辩与察言观色，脚踏两条船，不时兴风作浪，搅动天下之局，可他们有一个共同缺陷：忘了提醒自己游说的对象，应该静下心来发展实力。

　　孙子比他们高明得多。这种高明，便体现在他思维的全面性、逻辑性、辨证性上。他既讲谋略，也讲实力；既讲诡诈，也讲仁义；既讲功利，也讲道德。真的是左右逢源、无懈可击。《三十六计》作者的军事学术水平和孙子相比，其差距岂可以道里计。

　　孙子的实力为胜利之本理论，在后世已为无数次战争实践所证明。先秦时期僻处西北的秦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统一六国，其关键就是依靠了“农”“战”两手，始终把发展军事实力放在首要位置。粮食产得多，打仗打得狠，两者相辅相成，就像一辆车子有了左右两只匹配的轮子，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也便水到渠成了，这叫做“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汉武帝北逐匈奴也是一样的道理。当时匈奴占地面积很大，人口稀少，开始打仗时，汉朝根本打不过他们，实力不足是重要因素。汉朝军队多是步兵和车兵，机动性不强，而匈奴几乎是清一色的骑兵，机动性好，战斗力强，加上匈奴人吃的是牛羊肉，在艰苦环境中生长，忍渴耐寒，身强马壮，所以汉兵同他们交手总是处于下风。汉武帝当上皇帝后，把军事实力建设放在第一位，有针对性地优先发展骑兵，骑兵的地位超过了步兵和车兵，这在中国古代军队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于汉匈战争的最终结局更是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使得汉匈之间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后，汉武帝前后发动五次大规模反击战，从根本上遏制住了匈奴的入侵骚扰，从此“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当然，发展军事实力也必须抓住关键问题，选择好突破口，这叫做“有所为，有所不为”。而要正确选择突破口，核心问题是要对战略大势明了于心，具有超前意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军的实力主要是以战列舰为衡量标准的，然而海军航空兵在海空作战中的作用逐渐突出，因而建造更多先进的航空母舰成为急务。所以，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大获成功，战果却非常有限，因为美军的航空母舰未受损失，海军实力并没有遭到根本性打击。中途岛海战中，美国海军一举歼灭了日本特遣舰队主力，击沉日海军四艘航空母舰，对于日本海军构成致命打击，日本海军渐渐丧失了制空权，也等于丧失了制海权，战争主动权就此易手，日本海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