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华德崇高的一生同样有力地证明了意志的强大力量：一个人即使身体虚弱，但为了实现奋斗目标，在一种崇高的责任感的驱使下也能产生无比汹涌的力量。霍华德的大脑一直被一种想法所占据，那就是改善监狱囚犯的生活条件。这使他产生出一种狂热的激情，任凭艰险、危难和肉体以及精神怎样折磨，都无法使他改变这一伟大的人生目标。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他也并非天才，但是他心地纯洁，意志坚强，在当时那个时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他的重要影响并没有伴随他的生命走向终结，他不仅对英国的立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所有文明国家立法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乔纳·亨利也是一位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人，正是他使得英国拥有了今天这么伟大的成就，使得英国人具有今天这样的性格特征：有生之年就愉悦知足地做好上帝给自己安排的工作，完成任务之后，怀抱着感激幸福地长眠。“不要用碑传为自己歌功颂德，而是要通过努力为后人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1712年亨利出生于英国朴茨茅斯市，父亲是一家船舶修理厂的老板。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因一次意外事故而离开，使他成为孤儿。他可敬的母亲带着几个孩子移居伦敦，并把孩子送进学校，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养大。17岁时，母亲把乔纳·霍华德送到里斯本给一个商人当学徒。霍华德在生意上专心致志，讲究诚信，并一丝不苟，因此也赢得了他人的尊重和赏识。1743年，他回到伦敦，接受了—家在圣·彼得堡专门从事波罗的海地区贸易的公司的邀请，成为该公司的合伙人。带着一支英国商队，他动身去了波斯，贩卖了20马车的布匹，接着又到俄罗斯扩大生意。到了阿斯肯郡后，他们乘船去里海东南海岸的阿斯郡伯德。可是这些布匹刚刚上岸，一场起义就爆发了，他的货物被全部没收。尽管后来这些货物大部分归还给他，但是他的公司还是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当时暴乱分子密谋抓住霍华德和他的商队，于是他只能从水路逃跑，历尽险阻后，他安全到达了格兰。这一次逃亡让他头脑中第一次有了“不要绝望”的想法，后来他把这句话当做他人生的格言。此后，他在圣·彼得堡居住了5年，生意十分红火。这时，一位亲戚留给了他一笔遗产，此时他的资产已经非常雄厚了。于是，1750年他从俄罗斯回到了英国。关于他回国的目的，他自己这样说：“是检查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这句话非常巧妙），努力地做一些对己对人都有益的事情。”此后，他的余生都用到了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上。为了能做更多的慈善，他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他的第一批公益事业是建设首都伦敦的公路，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755年谣言四起，大家纷纷谈论法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企图，霍华德先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怎样用最好的办法为海员提供物质。他在英国皇家证券交易所召集了一个由商人和船主参与的会议，提议成立一个协会，由陆地志愿兵和儿童组成，为皇家海军舰队服务。这一提议得到了众人的积极响应。于是协会成立了，并委派了各级管理人员，整个操作都由霍华德先生全权负责。结果，在1756年成立了海事协会，这个机构直至今天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它成立后的6年里，协会共培训了5451名儿童和4787名陆地志愿兵，大大增强了英国海军的力量。时至今日，海事协会仍在积极开展活动。大约每年有600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在经过培训教育之后被派去海员当学徒，主要提供商业服务。

此外，利用余闲时间亨利先生还建立并完善了大都市的慈善机构。此前不久，他对收养弃儿的育婴堂产生了兴趣。育婴堂是多年以前由托马斯·科伦创办的，但是同时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父母将子女抛给了慈善机构。因此，育婴堂的存在为不负责任的行为提供了后路，这已背离了其建立的初衷。亨利决定采取行动阻止这种邪恶行为，于是他公开反对当时视为时髦的慈善事业。在他的努力下，慈善事业又被成功地引导上原来的健康轨道。时间和实践都证明了他的正确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妓女收容所也是经过霍华德先生的努力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主要致力于教区贫民窟的幼儿问题。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生存悲惨并被人忽视，死亡率之高令人胆寒。然而和育婴堂事件一样，没有任何人愿意付诸时髦的慈善行为来减轻教区穷困幼儿的痛苦。因此，乔纳·亨利一心扑在了这项工作上。首先，他独自调查核实需要救助的儿童的范围。他走访了伦敦贫困阶级的房舍，考察了贫民窟和济贫收容所，对伦敦市内及其郊区的每一所救贫院的情况都了然于心。接着，他途经荷兰对法国进行了访问，考察了贫民收容所，时刻不忘思考哪些在国内可以用得上，这一工作花了他5年时间。回国以后，他公开出版了他的调查结果。随后开始改造和维修大量的救贫院。他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每一个伦敦教区必须每年登记幼儿的接收、释放和死亡情况，此项法案1761年获准通过。他非常关心法案的落实问题，一直不知疲倦地进行监督管理工作。他马不停蹄地到处奔走，清晨从一个救贫院到另一个救贫院，下午从一个议员那里再到另一个议员那里。时间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他忍受了一次次的回避和拒绝，回答了一个个反对者的提问和诘难，也使自己逐渐变得幽默风趣。最后，经过无数次的耐心说服，经过10年异常艰苦的努力，他自筹经费终于使第二个法案获得批准。这个法案要求：属于教区的幼儿如果身患重病，不准在救贫院抚养，必须送到几英里之外的郊区精心照顾，直到年满6岁为止。监护人每3年重选一次。穷人们称这个法案为“孩子活命法案”。把这一法案实施前和实施后的几年记录加以比较，结果说明：正是这位善良人的明智干预，数以万计的幼儿生命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