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有一条座右铭是：“最真切的智慧就是果断的决心。”他不同寻常的一生生动地展示了无所不能的强大意志会造就什么样的辉煌。他以全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他使一个个无能的统治者和国家走向崩溃。一次有人报告说，阿尔卑斯山挡住了军队的去路，他说道：“我没看见阿尔卑斯山。”于是，一条通过西普隆德岛的道路被开凿出来，那地方以前几乎是不可攀越的。“不可能，”他说，“这是在无能的人的字典中才能找得到的字眼。”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有时候同时要四个秘书，每个秘书都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没有人会闲下来，他自己也不例外。他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其他人，并给其他人的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拿破仑曾说：“我的将军们是从泥潭里摸爬滚打地锻炼出来的。”但是，这一切都结束了，拿破仑极度的自私自利毁了他自己，也毁了法兰西，他让法兰西成了无政府状态的牺牲品。拿破仑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教训，权力如果不用来造福人类，不管他的掌管者是如何地精力旺盛，对掌权者和被掌管者来说都危害无穷。同样，知识和才智如果缺少美德，那么也就成为了魔鬼的化身。

令人尊敬的惠灵顿将军确实非常伟大。他不缺少拿破仑的坚毅勇敢、持之以恒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而且还具有拿破仑所不具备的自我克制、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拿破仑的目标是“荣誉”，而惠灵顿将军的口号和英国海军大将纳尔逊一样，是“职责”。据说惠灵顿将军的命令中从未出现过“荣誉”一词，相反，“职责”一词在他的命令中却常常出现。什么苦难也不能使惠灵顿尴尬不安、畏首畏尾。相反，困难越大，他激发出的力量也就越大。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争中，他克服了足以让人发疯的苦恼和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坚毅和决心可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在西班牙，惠灵顿不仅展现了作为将军所具有的军事才能，而且还显露了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综合素质。尽管他的脾气非常暴躁，但是，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克制自己，尤其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他的耐心好像永无止境。他豪情万丈、凌云壮志，又绝不贪婪，他的伟大人格使他光芒四射。尽管伟大人物总是有着极强的个性，然而在许多方面他们的确资质不凡。拿破仑也是如此，作为政治家，他和克伦威尔一样充满智慧，和华盛顿一样纯洁高尚，作为将军，他和克莱夫一样思维敏锐而又精力充沛。惠灵顿将军之所以能名垂青史，在于他能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机智巧妙地指挥，在于他的坚韧和意志的强大，也在于他的英勇无畏和自我克制。

敏捷的思考和果断的决策常常能够显现出力量的存在。当非洲协会问勒德亚德什么时候准备好向非洲进发时，他脱口而出：“明天早上。”布鲁彻在普鲁士军队中因反应灵敏获得了“先知元帅”的绰号。约翰·杰维斯，也就是后来的圣·文森特伯爵，当年在他被别人问及准备何时归舰队时，他答道：“马上动身。”当克林·坎贝尔被任命为印度军队最高统帅时，有人问他何时赴任，他答道：“明天”，这是他后来建立赫赫战功的基础。战争的胜利，往往在于利用敌人的错误果断决策，迅速行动。拿破仑说：“在阿科纳，我用25个骑兵赢得了战争，我趁敌人疲乏的时机，给每人一只喇叭，让他们不停地吹。当敌军出现慌恐时，我赢的机会就来了。两军交战犹如二人对抗，彼此都力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还有一次，他指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贻误了战机，将酿成千古之恨。”他宣称，之所以能够打败奥地利人，是因为奥地利人没有意识到时间的价值，在他们磨磨蹭蹭的时候，拿破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他们。

在上个世纪，英国人把印度作为展示自身力量的宽广舞台。在印度的立法和战争中，从克里夫到哈夫洛克和克莱德，有一长串令人尊敬的名字，如韦尔斯利、梅特卡夫、奥特伦、爱德华和劳伦斯。而另一个伟大而又声名狼藉的名字是沃伦·黑斯廷斯，他具有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永不疲倦的超人精力。他的祖上在历史上是名门望族，但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这个家族的忠心并没得到相应的回报，相反却从此开始衰落。这个家庭曾经数百年间在德勒斯福德做庄园主，但是最后连这里的房产也被他人夺走。沃伦·黑斯廷斯的祖父是在德勒斯福德居住的黑斯廷斯家族的最后一代，他推荐他的第二个儿子去当教区牧师。多年之后，就在他祖父的这座宅子里，沃伦·黑斯廷斯呱呱坠地。在庄园的学校里，他和农民的孩子们坐在同一条凳子上读书学习；在他先人们曾经拥有的田间嬉戏玩闹。祖先们忠诚和勇敢的性格特征开始在这个孩子的头脑里萌芽。他幼小的心灵蠢蠢欲动，开始构思他的雄心壮志。据说一个夏天，不满7岁的黑斯廷斯在庄园旁的一条河流的岸边上躺着，暗自发誓一定要收回这一份祖业。那时这只是一个小孩的天真幻想。然而，他却让这一曾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梦想开启了他的激情，深深扎根于他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从孩童到成人，他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去追求他的梦想，这或许是他鲜明的特征。后来这个孤儿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重新找回了家族的往日风光，并赎回了祖上的地产，恢复了庄园宅第。历史学家麦考这样来评价他：“在热带阳光的照耀之下，他统治着5000万亚洲人。他非常关心战争、金融和立法等问题，同时仍然念念不忘德勒斯福德。他数年的政治生涯使得他毁誉掺半，他的时善时恶令人捉摸不定。最后他告别政坛，回到德勒斯福德过着隐居的生活，直至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