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到了睡觉的时候，我和他的两个妹妹站在他周围，向他道晚安，他照例吻了她们俩，接着又照例把手伸给了我。黛安娜心血来潮想开个玩笑（她并没痛苦地受他的意志的摆布，因为她的意志也一样坚强，不过方式不同），她嚷道：

“圣·约翰！你总说简是你的三妹，可你却不把她当三妹对待，你也应该吻吻她。”

她把我推到他跟前。我想黛安娜真叫人恼火，我一时不知所措，极不舒服。正当我抱着这样的心情和想法的时候，圣·约翰低下了头；他那希腊式的脸低到与我的脸一般平，他的两眼探询般锐利地盯着我的眼睛——他吻了我。世上没有大理石吻或冰吻这样的东西，不然的话，我就要说我这位教士表哥的致意就属于这一类。可是也许会有试验性吻吧，那他的就是试验性的吻了，吻完以后，他望望我，看看有什么结果。结果并不显著，我肯定我没有脸红，或许有点苍白，因为我感到这一吻就像是加在我枷锁上的封条似的。从此以后，他一直没有忽略过这种礼节，而每次我都以那种严肃和沉默接受着，这似乎也让他感到有一种魅力。

至于我，每天都希望越来越讨他喜欢，可是要这样做，我就每天越来越觉得，我必须抛掉我的一半天性，扼杀我的一半才能，改变我原来的志趣，被迫去致力于非天生爱好的事情。他要训练我达到我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为了尽力达到他所树立的标准，我每时每刻都在受折磨。这事不可能办到，正如要把我那不端正的五官塑成他那端正的古典脸型，把他自己眼睛的那种海蓝色和严肃光芒赋予我变幻不定的绿眼睛中一样。

然而眼下束缚着我的，并不是他的支配意识。近来我很容易显得忧郁，一个害人的恶魔盘踞在我的心坎上，吸干了我幸福的源泉——那恶魔就是焦虑。

读者，或许你认为，在这种境况与命运的种种变迁中，我已经忘了罗切斯特先生，而实际上，我一刻也没忘。我仍旧思念着他，因为这种思念并不是阳光驱散得了的雾气，也不是暴风雨冲刷得掉的沙子堆的人像，它是个铭刻在石碑上的名字，注定了要和刻着它的大理石一样长存。一心想知道他现在的境况的渴望到处跟随着我，在莫尔顿的时候，我每晚一回到小屋里就想起它。而如今在沼泽居，每夜一到自己的卧室我就难以平静。

在为遗嘱的事不得不与布里格斯先生通信来往的过程中，我就问过他是否知道罗切斯特先生目前的住址和健康状况，但正如圣·约翰猜想的那样，他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于是我写信给菲尔菲克斯太太，请她告诉我这方面的消息。我满以为这一步准能达到目的，确信能很快得到答复。令我吃惊的是，两个星期过去了，依旧杳无音讯。等到过了两个月，邮件天天到来，却没有我的信，这时我就更深地陷进痛苦的焦虑不安之中了。

我又写了封信，因为我的第一封信或许遗失了。新的努力带来了新的希望，它像前一次一样闪耀了几个星期，随后也像前一次一样暗淡下去，变得模糊不清了。我连一个字、一句话也没收到。在徒然的期待中，我的希望破灭了，这时，我确实觉得周围是一片黑暗。

明媚的春天一片艳阳，我却无心欣赏。夏天快到了，黛安娜竭力想让我快活起来，她说我看上去像有病，希望陪我一起到海滨去。圣·约翰却表示反对，他说我不需要散心，我需要的是工作。我目前的生活太漫无目的了，我需要有一个目标；因此我想他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进一步延长了我的印度斯坦语的学习时间，并且更迫切地要我把它学好。而我呢，像个傻瓜似的，从来没想过要反抗——我无法反抗他。

有一天，我来学习时，情绪比往常更为低落，这个情绪的低落是由于过于强烈的失望所引发的：汉娜早上告诉我说有一封信，我忙下楼去取，几乎十拿九稳地认为那盼望已久的消息总算盼到了，可是我发现的只是布里格斯写来的关于事务的一张无关紧要的便笺。我痛苦地克制自己但还是流下了眼泪。而这会儿，当我坐在那里钻研一位印度作者晦涩的词句和华丽的比喻时，我又热泪盈眶了。

圣·约翰把我叫到他身边去朗读，但要读的时候我的嗓子不听使唤，抽泣使我读不下去了。客厅里只有他和我两人，黛安娜在休憩室里练习音乐，玛丽在整理园子——那正是晴朗的五月天气，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微风和煦。我的同伴对我这种情绪毫不表示惊奇，也不探问究竟，他只是说：

“我们稍停几分钟吧，简，等你平静一点再念。”我赶紧抑制这种情感，他却镇静、耐心地靠着书桌坐着，就像医生用科学眼光观察着病人身上一种意料中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危险病情那样。我止住啜泣，擦干眼泪，嘀咕了几句早上身体不大舒服之后，就继续我的功课，并且终于完成了它。┦吉翰将我和他的书放好，锁在了书桌里，然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