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姆同志也搬走了。他现在是敖德萨共青团省委书记。”

保尔无可奈何，只好转身走了。回到这座城市的喜悦心情顿时被冲淡了许多。

现在他必须认真考虑在哪里过夜的问题。

“再这样挨个儿去找老朋友，就是走断了腿，也找不到一个的。”他克制着内心的烦恼，闷闷不乐地嘟哝着。不过，他还是决定再去碰碰运气——去找潘克拉托夫。那个装卸工人住在码头附近，去他那儿比去索洛缅卡要近些。

最后保尔终于疲惫不堪地站在了潘克拉托夫家的门口，当他敲着那扇曾经油漆成土红色的门时，暗自决定：“如果他也不在，我也不走了。干脆钻到哪条小船下去过夜。”

来开门的是个老太太，系一条素色的头巾，头巾的两角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这是潘克拉托夫的母亲。

“大娘，伊格纳特在家吗？”

“刚回家。您找他吗？”

她没认出保尔来，回过头去喊道：

“根卡，有人找你！”

保尔跟她走进房间，把口袋放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一面吃着面包，一面从桌旁回过头来说：

“既然是找我，就坐下吧。我得先把这一碗菜汤灌下去，你说吧。从早晨到现在，除了水之外，什么还没下肚呢。”潘克拉托夫说着就拿起了一把大木匙。

保尔在他旁边的一把破椅子上坐下来。他脱下帽子，习惯地用帽子揩揩前额。

“难道我真变得那样厉害，连根卡都认不出我来了吗？”

潘克拉托夫往嘴里送了两勺菜汤，没有听见客人答话，就又转过头来说：

“喂，说吧，你有什么事情？”

他手里拿了块面包，正想往嘴里送，突然，手在半路上停了下来。潘克拉托夫不知所措地眨眨眼睛。

“哎……等一下……呸！真是活见鬼！”

见潘克拉托夫的脸涨得通红，柯察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保夫卡！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潘克拉托夫的叫喊声，他的姐姐和母亲从隔壁房间跑了过来。他们三人一起，终于认出来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正是保┒·柯察金。

家里人早已睡了，潘克拉托夫还在向保尔讲述这四个月里发生的各种事情。

“去年冬天，扎尔基、杜巴瓦和米海伊洛就上哈尔科夫去了。这些小子是专门去上共产主义大学的。万卡和米佳进的是预科班，米海伊洛上一年级。一共去了十五个人。我一时心血来潮，也去报了名。我想，脑子里也该充实充实了，要不然真是一锅粥了。但是你知道，考试委员会的人一下子就把我给卡下去了。”

潘克拉托夫生气地哼了一声，继续说：

“开头我都很顺当，各种条件都合格，是党员，团龄也够了。至于经历和出身，那更不成问题，但到政治考试的时候，我就遇到麻烦了。

“我跟考试委员会里的一个同志吵起来了。他问了我一个小问题：‘潘克拉托夫同志，请你说说你对哲学的看法？’你知道，我对哲学一窍不通。当时我马上想起来，以前有一个装卸工人读过中学，是个流浪汉。他当装卸工人只是为了装装门面。有一次，他对我们说：从前，鬼知道什么时候，在希腊有那么一些自以为是的学者，大家都管他们叫哲学家。其中有一个怪家伙，姓名我已不记得了，好像是伊杰奥根，他一辈子都住在木桶里，还有其他许多怪毛病……他们中间最了不起的一个学者，能够用四十种办法证明黑就是白，白也就是黑。总之，他们全是些喜欢胡说八道的人。你看，我想起了那个中学生讲的这些话，心中猜想这个考试委员是想从右翼包抄我吧，他狡猾地看着我呢。于是我就猛地给他来了一下。我说：‘哲学就是空口说白话，故弄玄虚。同志们，我才不愿意去学这种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呢。至于党史，那我倒是非常乐意去学习的。’这么一来，他硬要我说说，这些关于哲学的奇谈怪论是从哪儿来的。于是我就把那个中学生的话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那些主考官们听了，全都哈哈大笑起来。我火了。‘怎么，你们把我当傻瓜吗？’说完抓起帽子就回家了。

“后来，我在省委遇到了那个向我提问的考试委员，他跟我谈了大约三个小时。原来，是那个中学生胡说八道，哲学其实是一门了不得的大学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