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好了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出发，所以大家都来到了厨房。但驿车篷顶盖着雪，孤零零地停在院中央，既没有马，也没有车夫。马厩、草料场、车库都找遍了，不见车夫的影子。男人们决定，就是走遍全镇也要找到他。于是他们都出去，然后又在广场上会合了。广场远处是教堂，两边是低矮的房子，那里有一些普鲁士军人。他们看到一个军人在剥土豆，另一个在远一点的地方冲洗理发师的铺子，第三个士兵长着满脸的胡子，正抱着一个哭泣的娃娃，在膝盖上摇着，想使他平静下来。那些胖农妇们，她们的男人们都“参军打仗”去了，这会儿正用手势指示着顺从的征服者们干他们应该干的工作：劈木柴，烧汤，磨咖啡。他们中的一个甚至为女主人洗衣服，女主人是个完全残废的老祖母。
伯爵很惊讶，询问一个从住宅里出来的教堂执事。这位教堂里的老耗子回答他说：“噢！这些人并不坏。不是人们说的那些普鲁士人。他们是从更远的地方来，我也不知道是从何处。他们把妻子和孩子都留在家乡。这对他们可不是高兴事。战争，算了吧！我敢肯定在那边男人走后人们也会哭的。这给我们和给他们带来的都同样是极大的不幸。在这里，人们目前还不是非常不幸，因为他们没有作恶，像在他们自己家里一样在干活。您看，先生，在穷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是大人物在打仗。”
高尔奴代对在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建立起的这种诚挚的谅解感到愤怒，便离开这里，宁愿把自己关在旅馆里。路瓦兹沃有一句笑话：“他们使居民增加了。”加里.拉玛东先生说了句严肃的话：“他们在弥补过失。”但人们找不到车夫。最后人们才在城里咖啡馆里发现了他，他正亲热地和副官坐在桌前。伯爵质问道：
“难道没有告诉您八点钟套车吗？”
“告诉了，可后来他们又给了我另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
“根本不套车。”
“谁给您的这一命令。”
“毫无疑问，是普鲁士司令。”
“为什么？”
“我不知道。您去问他吧。人家禁止我套车，我就不套车。就是这样。”
“是他本人告诉您的？”
“不，先生，是旅馆老板向我转达的命令。”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去睡觉的时候。”
三位男人忧心忡忡地回去了。
他们要求见富郎卫先生。但女仆回答说先生因为哮喘病，十点钟之前从不起床。他明确禁止在这之前叫醒他，除了发生火灾。
他们想见见军官，但绝对不可能。虽然他就住在旅馆里，但富郎卫先生是惟一被允许向他谈民事问题的人。因此，他们只能等待。夫人们又回到楼上她们的房间里，忙她们那些琐碎小事去了。
高尔奴代把自己安顿在厨房里正烧着旺火的大壁炉下面，叫人搬来一张小咖啡桌，一小瓶啤酒。他拎出他那只在民主人士中和他本人一样受人尊敬的烟斗，仿佛烟斗为高尔奴代服务就是为祖国服务一样。这是一个漂亮的海泡石烟斗，结满了令人羡慕的烟垢，黑的像它主人的牙齿一样，但它却是香喷喷的，顶端弯曲，闪着光亮，与他的手亲密无间，是他的容貌的补充。他一直没有动，眼睛时而注视着炉中的火，时而盯着酒杯上面的泡沫。每次他喝过酒，总是心满意足地用他那瘦长的手指梳理梳理他的长发，同时玩味着他那沾着酒沫的胡子。
路瓦兹沃借口活动活动腿脚，去向本地的零售商推销酒去了。伯爵和工厂主开始谈论政治。他们预测法国的未来。一个相信奥尔良人，另一个则相信未知的救世主，一个英雄，当人们彻底绝望时就会出现：是盖次克兰，也许是圣女贞德？或者另一个拿破仑一世？啊！要是皇子不是那么年轻多好哇！高尔奴代听着他们谈话，像是知道了命运的秘密的人一样微笑着。他的烟斗使厨房里充满了香气。
到了十点钟，富郎卫先生出现了。人们立刻询问他，但他只是一字不变地重复了二三次这样的话：
“军官这样对我说：‘富郎卫先生，您明天禁止套这些旅客的驿车。我不愿意他们没有我的命令就离开。您听见了，这就够了。’”
既然这样，人们希望见见军官。伯爵让人给他送去自己的名片，加里.拉玛东先生在上面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所有的头衔。那个普鲁士人让人回答说他允许这两个人和他讲话，但是在他吃午饭以后，也就是说在一点钟左右。
夫人们又出现了，尽管很担心，但大家还是吃了一点东西。羊脂球好像病了，非常局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