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夫旁边的灯光里站着一个德国军官。这是一个特别瘦削、金黄头发的高个子年轻人，像姑娘穿紧身衣一样紧裹在军装里，歪戴着漆布平顶军帽，活像英国旅馆里穿制服的侍者。嘴上的胡子直直的长得过分，模模糊糊地向两边变细，最后细得只剩下一根金须，人们觉察不到它的结束，仿佛吊在嘴角上，扯着脸颊，在嘴唇上印上一个下垂的皱纹。

他用带有阿尔萨斯口音的法语口气很生硬地请旅客们下车：“请下车，先生们，女士们！”

两个修女以那种习惯于服从一切的圣女的温顺，首先服从了。伯爵和伯爵夫人随后出现了，跟着他们的是工厂主和他的夫人，再就是路瓦兹沃把他的高个子夫人推到前面。他的脚一落地便对军官说：“您好，先生！”其中谨慎的成分便多于礼貌。而军官则像那些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那样，傲慢无礼，看了看他，没有回答。

羊脂球和高尔奴代虽然就在车门前，但却最后下车，在敌人面前庄严而高傲。这位胖姑娘竭力控制住自己，使自己平静。民主主义人士用一只悲剧式的有些颤抖的手折磨着他那棕红色的长胡子。他们是想保持尊严，懂得在这样的遭遇中，每个人都多多少少代表着他的国家。他们也因为同伴的软弱而愤慨。她努力表现得比女伴们、那些正派女人们更骄傲。而他呢，则感到他应该作榜样，便以坚决的态度继续他那从挖公路开始的抵抗任务。

大家走进旅馆里宽敞的厨房，德国军官命令他们出示由元帅签字的通行证，那上面标明了每个旅客的职业、姓名和签名；他对这些人察看了很久，印证着写在证件上的个人情况。

然后他突然说道：“很好。”说完便不见了。

大家松了口气，肚子却依然饿着，于是便订了晚饭。晚饭至少要半个小时才能准备好，当两个女仆像是在忙着张罗此事时，大家去看了看房间。房间在一个长长的走廊里，走廊尽头是一个装着玻璃门、标着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号码。

当旅店老板本人出现时，人们终于坐到了餐桌旁。老板以前是贩马商，患哮喘病的胖子，喉里总有哨音、沙哑和粘液的鸣叫声。他父亲把富郎卫这个姓传给了他。

他询问道：

“谁是伊利莎白.卢塞小姐？”

羊脂球浑身一颤，转过身：

“我就是。”

“小姐，普鲁士军官想立刻和您讲话。”

“和我？”

“是的。如果您是伊利莎白.卢塞小姐的话。”

她变得局促不安，想了一想，然后很干脆地回答道：

“这很有可能，但我不会去的。”

她周围出现一阵骚动，大家交换着意见，探讨着这一命令的原因。伯爵靠近她说：

“您错了，夫人。因为您的拒绝不仅对您，而且对您所有的旅伴都可能带来极大的困难。永远不要抗拒那些最强壮的人。这一举动肯定不会有任何危险，可能是为了一些被遗忘的手续。”

所有的人都和他站在一起，请求她，向她施加压力，对她进行说教，因为任何人都害怕可能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节外生枝。最后大家终于说服了她。她无可奈何地说：

“这当然是为了你们我才去的。”

伯爵夫人拉住她的手：

“我们也很感谢您。”

她出去了，大家等着她来吃晚饭。

每个人都在惋惜自己没能被要求替代这个易怒的、暴躁的姑娘，在心中准备着一些庸俗乏味的话，以便轮到自己被叫去时应付情况。

但是，十分钟后她又回来了，喘着气，脸憋得通红，愤怒不已。她结结巴巴地说：

“噢！恶棍！流氓！”

大家急急忙忙想知道出了什么事，但她什么都不说。伯爵一再追问，她便极有尊严地回答道：“不，这和你们无关，我不想说。”

大家围着一个很高的汤盆坐下来，盆子里散发出白菜的香味。虽然惊慌一场，但晚餐还是很快活的。苹果酒很好，路瓦兹沃夫妇和两个修女为了省钱便要了一些。其他人要了葡萄酒，高尔奴代则喝啤酒。他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启开酒瓶，啤酒翻着泡沫，他把酒杯倾斜着仔细观察，然后把它举到灯和眼睛之间，以便更好地欣赏它的颜色。喝酒时，他的大胡子依然保存着对他喜爱的饮料的那种默契，仿佛在温柔地抖动着。他的眼睛贪婪地望着大酒杯子，一时一刻也不离开。他那神气像是在完成他此生惟一的工作，而他就是为此而生的。可以说他在心中把占据他整个生命的两种伟大的激情作过比较，就好像一种亲缘关系：淡色啤酒和革命。他肯定不能够品尝一个而不想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