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听罢仆人有关我的情形的叙述（我从他们 的交谈中猜想出是这样），便拿了一根像拐杖粗细的麦秆，用它挑起我的衣襟，似乎觉得那是某种我生来就有的外壳。他又把我的头发吹到一边，好更清楚地看看我的脸。他叫齐了雇工，问他们（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是否曾在田地里见过像我这样的小动物。接着他把我轻轻地放下来，让我趴在地上，但我马上就站起来，慢腾腾地走来走去，让这些人知道我并不想逃跑。他们团团围着我坐了下来，这样就能更清楚地看清我的举动。我摘下帽子，冲那农场主深深鞠了一躬，接着双膝跪倒在地上，举着两手抬起双眼，尽可能地大声地说了几句话，又从口袋里掏出一袋金币，毕恭毕敬地呈献给他。他用手接了，然后拿到跟前看是什么东西，后来又从袖子上取下一枚别针，用针尖拔弄了几下，但还是没有能探出个究竟。于是我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把手放在地上，然后我拿过钱包打开来，将金币悉数倒入他的手心。除了二三十枚小金币外，还有六枚西班牙大金币，每枚值四个皮斯托尔。我见他用舌头舐了舐他的小指尖，先捡起一枚最大的金币，接着又捡起一枚，可是看起来还是完全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他对我做了个手势，要我把它们放回我的钱包，再把钱包放回我的口袋。我又多次把钱包给他，他不肯收，我想最好还是把钱包收起来吧。这时，那位农场主已经确信我是个很有理性的动物了。他常和我说说话，但是他的话音像水磨一般直刺我的耳膜，不过说出的话还是相当清晰的。我则尽量大声地用几种语言来回答他，可他还是得把耳朵凑到离我不足两码的地方，结果往往无济于事，因为我们彼此全然不懂对方的话。于是他吩咐仆人们都去干活，自己则从口袋里拿出一块手帕，将它对折后铺在手上，然后掌心朝上，把铺了手帕的手平放在地上，示意我走上去。这个我能十分容易地办到，因为他的手不超过一英尺厚。我想我还是乖乖地服从吧。因为担心会掉下来，我便伸直了身子在手帕上躺下，他就用手帕余下的部分把我包了起来，只露出个头，这样就更安全了。就这样他把我带回了他的家。到了家他便叫来他的妻子，把我亮给她看，可她大声地尖叫起来，如同英国女人看见癞蛤蟆或者蜘蛛一般吓得回头就跑。然而，过了一会儿，她看清了我的举止，也看到我很听从她丈夫的手势指挥，便很快安下心，而且还渐渐地对我倍加温柔起来。

那时大约是中午十二点钟左右，仆人们把午饭端了进来。那只不过是盛在一个直径约二十四英尺的盘子里的一碟丰盛的肉食(这很适合一个过着简朴生活的农夫)。在一起吃饭的有农场主和他的妻子、三个小孩和一位老奶奶。大家就座以后，农场主把我放在离他有一段距离的饭桌桌面上，桌面离地有三十英尺。我怕得要命，尽可能地远离桌边，惟恐跌下去。农场主的妻子切下一小块肉，又在一个木头盘子里把一些面包弄碎后将它们端到我面前。我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取出自己的刀叉吃了起来，他们见状十分地高兴。女主人叫女仆给我拿来一个大约能装得下两加仑的小酒杯，斟满酒；我十分吃力地举起酒杯，大声用英语说：祝愿夫人身体健康，一边恭恭敬敬地把酒喝了下去。听到这话大家都开心地放声大笑起来，我却差点被这笑声给震聋了耳朵。那酒尝起来似乎带有淡淡的苹果酒的味道，并不难喝。接着男主人打了一个手势要我走到他的木盘边，可是由于我一直惊恐不安(对此，宽容的读者自然能够理解，并且也能够原谅我)，所以走在桌上时一不小心被一块面包屑绊了一跤，摔了个狗啃地，不过没伤着。我立即爬起来，看到这些好人露出关切的神情，就拿起帽子(出于礼貌，我一直把它挟在腋下)，在头顶上摇了摇，连呼三声万岁，表明这一跤并无大碍。但是就在我走向我的主人(我以后就这样称呼他)的时候，坐在他身旁的那个最小的儿子，一个十岁左右的调皮男孩，一把抓住我的双腿，把我高高地举在空中，这下子可吓得我浑身发抖。他的父亲赶忙从他手中将我抢了过去，同时往他左脸上甩了一个耳刮子——这一记耳光足以把一队欧洲骑兵打翻落马——又命令仆人把他带走。但是我害怕这孩子可能会记恨我，又想起我们那里的孩子天生喜欢对一些麻雀、兔子、小猫、小狗等搞些恶作剧，便扑通一声跪下，指着那孩子，尽量让主人明白，我希望他能饶恕他的儿子。做父亲的接受了，于是小家伙重新落座；我立刻走到孩子面前吻了吻他的手，主人也拉过孩子的手让他轻轻抚摸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