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现在青岛的局势与1870年色当的境况是不相同的。日本目前所采取的行动，除了无用的流血牺牲之外，根本无益于加速或完成德国在远东的色当的投降，相反，它不过是你们总督的一厢情愿而已。在青岛的德国官员们一定会下令，要以血战到底的气概拼命去战斗。他们也许认为不这样做，不但不能结束残酷的战争，反而会延长或激化这场战争。就消除远东不安定的因素来讲，我担心，日本这种草率的行为——大日本民族为反对小部分在青岛的德国官员的出师——会激起非常痛苦的感情，处处造成民族和种族间的仇恨，其结果，也许会带来整整一个世纪的不和平，不仅在远东，而且在整个世界。由于民族或种族的痛苦而引起的野蛮的、血淋淋的可怕战争，不仅使得英日的政治家大声疾呼要保护的上海那几个商贩的商业和贸易利益，而且使得世界所有民族包括日本在内的文明的利益及文明本身，都已陷入危险的境地，现正遭到或承受灭顶之灾。

因此我说，日本现在所采取的、日英当政的国务活动家所决定的远征，比犯罪更糟。如果这些政治家们是坦率的，就应和我一样，无需思索地承认，当他们决定要在远东保持和平并消除一切不安定因素时，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可是每位能心平气和地判断和思考此事的人，我想都会知道，在世界所有的事务中，在人类之间引起或发生的动乱、争端与战争中，仇恨之情是最为危险的东西。那些当政的英日政治家们应当懂得，像这样一种痛苦的情感，痛苦的民族和种族情感——日本在青岛踏上竞技场进攻一小部分德国占领者而激起和带来的仇恨之情，会在地球上各个国家或民族之中流传多少代。

我把青岛比喻成德国殖民主义政策和欧洲帝国主义在远东的“色当”。在这里，我想有必要也应该公正地指出，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想表明现在的德皇和德国人民单独对欧洲的帝国主义负有责任，他们只是在这场不可避免的欧战中比较突出而已。我坚信，所有参与武力征服世界的人们都应受到审判。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欧洲各国都应毫无例外地对欧洲的帝国主义负责。因为欧洲的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在今日欧洲所有的民族中被错误引导、源于势力均衡的疯狂民族主义的必然结果。我的好些欧洲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我回答道：“感谢上帝，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可是民族主义的后果如何呢？在“新学”输入之前，我们中国没有民族主义，“新学”把民族主义带到这块国土上之后，关于民族主义各种流言蜚语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连上海那些态度冷漠的商人们也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好儿子和好市民、不愿作为皇帝的忠实奴仆而生活，他们产生了赞美纯洁的中华帝国的需要。由此造成了使许多人头落地和房屋被烧的革命。所有这一切都白费力气。在中国民族主义的最终结果是，现在中国变成了民主国家，另外还有一个没有辫子、十分肥胖、穿着华丽陆军元帅服的人成了大中华民国的总统。尽管他穿着威严的军服，可当大中华民国尊贵的客人们在他的家里吼叫和冷酷地屠杀他人时，他却一个字也不敢说。这就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结果。欧洲人民中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帝国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其结果不仅导致了欧洲悲惨的血腥大屠杀，而且导致了诸如他们在青岛向我们所展示的令人悯惜的惨痛悲剧。——1900年北京发生骚乱的义和团运动时，欧洲在远东异常孤立的外交之极大耻辱，也是其结果。当我谈到人们缺乏正常的理智和1900年因义和团悲剧而引起的欧洲各国在北京孤立的外交时，我引述了爱默生下面一段活：“政府总是直到很晚才明白，任何使用不诚实的代理人的做法，对于民族来说，就像对于个人一样有害。”

在文章的结尾，请允许我重述我在题为《且听着，统治者，请明察！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一文中所写的下列话。该文发表在1905年横滨出版的《日本邮报》上，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在评述导致这场不幸战争的原因时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