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P.and T.Times》不知确指何报，疑为《邮政电讯时报》。出版商的一封信)尊敬的先生：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本月20号贵报刊载的某位日本总督的文章。该文试图为当政的日本国务活动家批准对在东亚被人们称之为德国殖民政策的“色当”、和不折不扣的欧洲帝国主义的远征决定辩解。

请允许我说，你们这位代表所提出的辩解，我认为是现有的惟一理由，这一理由在他的辩护中，至少是诚实的、可以理解的，但从外部观察，它看起来违反了保证公正游戏的法律或宗┙獭—这与日本的远征在世界的这个区域内，在欧洲大战的邻台朦朦胧胧地出现是一致的。我说违反，因为我相信，每一位日本人都知道这句普通的中国俗语：胜之不武。日语中Katte mo era ku nai（战胜自己、增强勇气），即被用之于这场今天我们看到的，为反对在青岛的少数德国人而采取的可怕征战中。

为了向您说明，我非常欣赏你们总督所提出的这一论点本身，我想从欧洲历史中给您找出个例证。那时的举措就像日本现在所标榜的一样，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和绝对富有建设性的。在已故去的德皇威廉一世的传记里，阿奇博尔得·福布斯（Archibald Forbes）在描述1870年法兰西色当悲剧的最后一幕或最后的情景时，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在白旗升起的前一小时，普鲁士皇帝便已得知，他的炮兵部队业已占领了整个罗马，这里的法国军队束手无策乱哄哄地挤在一起，各方报道都使他坚信，他已经具有足够的力量，能一举挫败所有反抗的企图。但由于法国人在内心深处仍然顽强不屈，所以好像还必需一个比业已提供的更为强烈的动力促使他们彻底放下武器。在过去，出于人道考虑，为保护由于极度痛苦而处于发作时期的狂犬病患者，不得不去把他们从挣扎中唤醒，现在如果也这样做，必然会人为地加强法国军队的垂死挣扎。德国政府的报告中写到，在某些情况下，用强大的炮火炮击反抗之敌的最后避难所是行之有效的，要使其明白他们已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只有赶快放下武器，迅速投降，此外别无他路。为此，德国皇帝向集结好等待他命令的炮兵说，把所有的炮火集中于色当。”

由此我们可以察知，在战争中，冷酷与无情并不是非人性的。恰恰相反，那才是真正的人性。这听起来也许极其荒谬，为了怜悯，在战争中有时需要残酷无情。人们恐怕因此会想起美国将军谢尔曼（Sherman）那句令人可怕的名言：“在战争中要使你的敌人除了眼泪还是眼泪。”就像法国人说的：“A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战争就是战争）

因此，我不想从博爱原则的观点或其他理论出发，来检验日本现在的远征是否是正义之举，我想从君子原则的观点——真正的武士道准则来检验，日本的远征该作何评价。有人告诉我说，如果日本报复德国的话，它完全是正确的。可在我看来，问题是：它是像一位君子那样来复仇的吗？像一位真正的武士那样来复仇的吗？事实上也就是：日本玩的游戏公正吗?在我看来，情况远非如此。青岛目前的局势是不是和1870年福布斯所描述的色当的情况一样呢？如果相似，日本的进攻无疑是正当的。如果不一样，我担心，日本在青岛攻击少数德国占领者的这种“报复”的大规模行动就要比违法还要坏——这将是一场难以置信的可怕错误。你们总督的论点，就我所理解，是简单地建立在下列基础之上的：日本进攻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就像普鲁士皇帝对色当一样，使德国人相信他们的绝望处境以放弃青岛，而不是通过战斗解决。实际上也就是，在减少不必要流血的情况下，完成或加速青岛的投降，结束残酷的战争及对中国沿海商业和交通的威胁。一句话，“在远东消除一切不安定的因素”。

但日本的进攻，对加速或完成青岛的投降有益吗？你们的总督对此是毫不怀疑的。他说：“自从日本介入战争之后，德国┤恕—他们都知道进行一场日本式的战争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是，毫无抵抗地把领地交给强者，或早作安排。只有这样才可避免流血。”然而我要说的是，我并不完全理解所谓进行日本式战争指的是什么。如果你们总督指的是一般的合乎道德的勇毅或日本人的武士道，那么我敢断言并且坚信，一名真正的武士绝不会把他的武士道或勇敢挂在嘴上，而且德国人也绝不会在那些大声叫嚣武士道的人的面前感到害怕。如果你们的总督所谓进行日本式的战争指的是野蛮的勇气或战争的叫嚣，这就像人们在日本舞台上所亲自看到的，它们看上去很可怕，但我想这根本不会吓倒在青岛的德国占领者。因为战争的叫嚣只能惊吓野兽和动物，却吓不倒一个文明的民族。人们口头上也许一直反对德国的政策和德国政治家的策略，即使这样，也没有人会否认，德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而且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文明的民族。事实上，我觉得，你们日本的总督似乎忘记了，武士道并不仅仅是日本的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