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辜鸿铭在《读易草堂文集》中意译为《义利辨》。由于两者有所不同，可以参照，故录于此。

已故的戈登将军说过：“在远东，如果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最好的道路是按公平和正义行事。”我认为，如果这样，当我们中国人在奉行某项政策时，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因为戈登——这位基督教骑士和真正的英国绅士，已经为我们指出了远比“来自北京冒昧的书信”的作者辛博森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877—1930)：笔名普特拉姆·威尔(Put-nam Weale)。英国人。生于宁波，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出任英国报纸驻北京通讯员。曾被黎元洪和张作霖聘为顾问。是著名的“中国通”。著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东亚正在到来的斗争》等书。先生所指出的更好道路。在目前世界上所发生的巨大危机中，如果我们中国人在西方的黑暗中摸索前进，对我们来讲，最好的道路并不是辛博森先生所建议的，怎样做对我们有利、有好处或将来有好处就怎样去做，而是按照戈登将军的话：“公平与正义”去做。

如果目前中国参加协约国作战，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将使得德国和欧洲别的正在相互争斗的国家成为敌人。这难道是中国应该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吗？辛博森先生说：“华盛顿的男子汉义举，北京理当追随。”这听起来着实娓娓动听。然而让我们来检验一下，真正的男子汉义举究竟是什么？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德国及其同盟国的是非曲直，从现情来看，他们实际上正遭受着全世界所有强国的围攻。如今的人们爱大谈什么国际法，可在我看来，世界上还存在一个比国际法更高的法律，即“君子之道”，英国人称之为游戏规则。我记得当我在苏格兰的一所公学读书时，英国同学根本不认为纠集一伙人去打一个即便在校以斗殴闻名的人这种违背游戏规则的行为是男子汉所为。连英国中学生也不屑做的事，辛博森先生竟在此美其名曰男子汉义举！

美国人采取的行动在美国人看来是必要的和完全正确的。然而这种行动本身根本不是什么男子汉义举。再说一遍，那些试图教授中国人国际法的人根本不懂得，在中国存在着源于孔子时代的真正的古老的国际法。它比我们知道的用于目前情况的任何一部国际法都要好得多。这一中国古老的国际法说：“师出必以名。”可中国现在根本没有对德国宣战的理由。今天欧洲的争战和中国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中国没有值得一提的商船队，也根本不和德国的潜艇战发生接触。事实上，在我看来根本没有形成适用于法官在法庭宣判德国的法律。向中国出主意中国应怎样做的人，我以为他根本不理解“厚颜无耻”，这个词的意思。中国若采取这样的行动，便完全是一场不可饶恕的厚颜无耻。

事实上，辛博森先生以及其他人建议中国以德国为敌，存在着可以理解的、充分的理由。据我所见，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这样做，是因为战后中国将因此受到协约国的赞扬，或更确切地说，将得到他们的优待以及免于挨打的好处。我所谓免于挨打，正如辛博森先生所说的：“协约国胜利之后，可以使加入其一边者免于侵侮，凡没有站在胜利者一方的，都将属于战败者之列。”简而言之，这种暗示只有一个意思：好比你的一个朋友正与六七个人大打出手，你因为可以得贿，或停止殴斗后可以免于被这六七个人合伙殴打，便同朋友站在对立一方而去帮助对手。这就是辛博森先生所称之为的义举！我坚信，即便美国商人可能把这描述成最高的正确的商业准则，可哪怕是最卑鄙的小人，也会把这叫做无耻流氓的商业准则。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认为为了回答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应做什么这个问题，裁决的准则是：一个民族是想成为君子的民族还是小人的民族。我要说明的是，因为这种自决是一项有很大影响的决定。它不但关系到中国而且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如果中国听从了辛博森先生和现在生活在中国只考虑自己利益的那些人的劝告——他们大声地催促，对德国——一个和我们邦交素睦的强国采取敌对的行动。在根本没有宣战的理由，没有任何可以诉说的原因，而只是为了战后从协约国得到一点点好处，那么中国就将成为一个小人的民族。如果中国成了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么她就应受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