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贵族阶级中人，在一个革命和扩展的新时代，由于他们缺乏智识修养，没有思想和不能理解思想——也就完全不能解释和说明现实。比如像义和团运动中的端王和疯狂的满洲王公贵族们，他们不去设法了解和认识现代欧洲文明的新现实，而是以英雄主义作拼死一搏，去对抗新的冷酷的现实——那可怕的现代欧洲文明的物质主义器械，诸如连发的来福枪和马格西姆枪。仰仗满族全部的英雄气概、勇武精神和高贵品格，去赤手空拳地与之搏斗。但这些新的冷酷现实，就像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一样，以这种方式自然是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因此，在一个革命和扩展的时代，满洲贵族阶级的人们，当他们以自身所有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格去英勇抗击新时代的新的冷酷现实，而又无法将其战胜和赶走的时候，他们只能发现自己被可怕的新现实冷酷无情地击倒——不久，他们就拒绝再战。然后，他们掏出手帕揩干额上的汗珠说：“好一个野蛮的讨厌东西！与这种绝对无法理解的野蛮东西作战是毫无益处的。罢了，罢了，如果我们要灭亡，就灭亡好了，反正五十年后，我们都难免一死，迟死早死又有什么关系呢？此时此刻，我们还不如将这个无望世界上的无望生活尽量过好。”由此，我们就能够了解像中国的庆王、英国的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人怎么变成悲观主义者，然后又由悲观主义者变成犬儒主义者的了。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犬儒主义使他容忍和庇护“假公济私”；贝尔福先生的犬儒主义使他能容忍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并培植和保护在南非的赛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和杰米逊（Jamieson）博士；中国庆王的犬儒主义使他竟说：“我死之后，即便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并对袁世凯及其广东朋友所送的礼物和银票来者不拒。

四

因此，我们发现，我所谓“一个人或民族抱有悲观主义，是其智能不健全和有缺陷的确切标志”一说完全正确。像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智识修养肤浅不深的人，他们具有不完善、不正确的思想，一旦面临革命和扩展时代的新现实，他们就变成了极端理想主义者，或者像拿破仑所说的空想主义者（idealogues），从极端理想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又变成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而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里主义，不过是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别名和伪装形式罢了。另一方面，像庆王和贝尔福先生这样的人，他们甚至连肤浅的智识修养也没有，没有思想也不能理解思想，因而变成了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和玩世不恭的犬儒。

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那样的中产阶级代表，其高贵的天性使他们摆脱了其错误的人生观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虚伪的理想主义的结果。同样，庆王和贝尔福先生那样的贵族阶级代表，其英雄主义和高贵品格也使他们摆脱了其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所造成的后果：那极端物质实利主义的结果。因此，尽管纽曼博士和张之洞在理论上都是耶稣会士和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但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信奉的却与其持论不同，他们过着一种正直无私的高尚生活。同样，尽管庆王和贝尔福先生在理论上均为极端的物质实利主义者，并且最终变成了悲观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但在实际生活中，贝尔福先生是一位温和的悲观厌世者，庆王则是一位好心肠的玩世不恭者。我相信，在英国，贝尔福先生是他的朋友们所尊敬的人物。而中国的庆王，我在北京时就曾听说，他受到仆人和随从们的敬重。

但是，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纽曼博士和张之洞这样的人，尽管其错误的人生观对他们自己的道德生活伤害不大；同样，庆王那样以犬儒方式供养自己及其家属的恶习，容忍张伯伦的贝尔福先生和赛西尔·沃波尔那类人的恶习——对他们自身的高贵气质也没有太大的玷污，事实上就贝尔福先生来说，他那种态度甚至还可能给他的高贵品质增光——然而，纽曼博士和张之洞错误的人生观，以及庆王和贝尔福先生的恶习，最终将对世界——对于世界文明，产生无穷的危害。因为耶稣会教义和马基雅维里主义使一个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生活；悲观主义和犬儒主义则使人或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识生活，而没有真正的智识生活，真正的道德生活也是不可能的。孔子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第四章）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