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部郎云，日本故相伊藤侯指伊藤博文，日本明治时期内阁总理，一八九八年曾来中国，在武昌与张之洞及其幕僚相见。当时为侯爵。甲午后解职来游中国，至武昌，适余所译《论语》英文告成付刊，即持一部赠之。伊藤侯谓余曰：“闻君素精西学，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余答曰：“孔子教人之法，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至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云云。予闻此言，谓辜部郎曰：“君今尚不知目今二十世纪数学之业已改良乎？前数学谓三三如九，今则不然。我借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七；俟我还洋款三三如九，则变作三三如十一。君尚不知此，无怪乎人谓君不识时务也。”

孟子改良

陶靖节指东晋诗人陶渊明，私谥靖节，故称。诗云：“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此言诗书自遭狂秦之火，至汉代真读书人始稍能伸眉吐气，然亦老矣，检收残篇，亦多失其真。且当时守旧党如董仲舒辈，欲售其顽固之奸，恐亦不免改窜原文。近有客自游日本回，据云在日本曾见有未遭秦火之《孟子》原本，与我今所谓《孟子》七篇多有不同，譬如首章其原本云，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仁义之说可得闻乎？”孟子对曰：“王何必仁义，亦有富强而已矣!”云云。又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一章，其原本云：“孟子道性恶，言必称洋人”此处是辜氏反用孟子语句，以讽世。《孟子·梁惠王上》原句为：“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上》原句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云云。

践迹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朱子解曰：“善人质美而未学。”又引程子言曰：“践迹如言循途守辙，善人虽不必践旧迹，而自不为恶。”余窃以为，践迹一解，盖谓行善事不出诸心，而徒行其外面之形迹，即宋儒所谓客气。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此皆所谓践迹之孝也，故孔子不谓之孝。曾子论子张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朱子谓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务外自高，务外自高而欲学为圣人之道，其学必不能化其弊，必至于践迹，故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此孔子对症下药也。盖学圣人之道而践迹，即欲求为善人而不可得，况圣人乎？后有荀卿亦学为圣人之道者，其学终至于大醇而小疵，盖亦因务外自高所致。东坡论荀卿曰：“其为人必也刚愎不逊，自许太过。”是亦自高之一证也。今日张文襄亦出自当日清流党，夙以维持圣人之道自任，而其门下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来声明文物一旦扫地净尽。东坡谓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噫！学为圣人之道不化而至践迹，其祸之烈一至于斯。然其致病之原，乃由务外自高所致。禹对舜之言曰：“无若丹朱傲。”傅说之对高宗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傲与逊之间，此圣学纯粹与不纯粹之所由判也。

务外

《荀子·儒效篇》云：“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图回天下于掌上，而辨白黑，岂不愚而智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按荀子劝学，不可谓不勤，然犹不免歆学者以功利。荀子讥墨之言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余谓荀子亦蔽于用而不知学。何谓学？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夫明道者明理也，理有未明而欲求以明之，此君子所以有事于学焉。当此求理之时，吾心只知有理，虽尧禹之功不暇计，况荣辱贫富贵贱乎!盖凡事无所为而为，则诚；有所为而为，则不诚，不诚则伪矣。为学而不诚，焉得有学？此荀子之学所以不纯粹也。犹忆昔年张文襄赀遣鄂省学生出洋留学，濒行，诸生来谒文襄，临别赠言慰之曰：“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云云。此与《荀子·儒效篇》勉励学者语又奚以异？余谓文襄之学本乎荀子者，盖以其务外自高，故未脱于功利之念也。昔孔子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知此则可以言学。

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