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同一些外国人讨论：上海的中国居民和欧洲居民谁更道德?对此，一个英国人说：“那完全要看你观点如何。”这个英国人的此种“观点”哲学，就是马太·阿诺德所谓大不列颠人特有的无神论代词。马太·阿诺德说：“有一种哲学理论在我们中间广泛流传，它使人们相信，尽善尽美的品德或至当至上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起码，公认的和可行的至上品德或至当理由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阿诺德接着还援引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试图将几种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周围的人，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每个人对于宗教或世俗的完善，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

现在，人们之所以无法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事情的真实状态，不仅在于每个英国人都有他自己的小小看法或观点，而且在于他根本不相信有所谓正确或错误观点这种东西。我有一个受人尊敬的英国熟人，他是上海头脑最为冷静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临寒舍小宴，我把国内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的手迹拓本拿给他看，这位英国人说他敢肯定他的买办的字写得比这要出色得多，起码笔划要更为工整。这就是他自己的小小看法或观点。还有一个英国人，也出身于公立学校，活跃于上海上流社交圈。有一次他对我谈起诗来，说他极为欣赏马可利(Macaulay)勋爵的《古罗马之歌》。于是，我便把马太·阿诺德的有关评论拿给他看。阿诺德说：“一个人若不能从马可利勋爵那些短歌貌似金属之鸣中，辨听出瓦釜之音来，他就不配谈诗，包括马可利勋爵的那些诗：

人们来到这个尘世，

死不过是或早或迟。

读这样的诗不感到厌恶难受，那真是难。”

可这位公立学校出身的英国人看后却对我说：那不过是马┨·阿诺德个人的意见或观点。照他看来，这些诗实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每一个英国人，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所说的，对于诗歌、艺术、宗教、政治和文明，如何才算高超，怎样才算完美，都有着他自己小小的看法或观点。

当然，一个英国人对于中国艺术品或英国诗歌这类事物发表自己的小小看法或观点，尽管有害，却无关紧要。而当像莫理循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英国人，生于澳大利亚。1897年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他是当时舆论界的活跃人物，主张中国政治上“西化”，经济上加强同英国的贸易关系。为辜鸿铭所恶。后者也因此骂辜鸿铭为“疯子”。博士和濮兰德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英国人，曾任职于中国海关，担任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秘书长。后为中英公司驻华代表。他是一个敌视中国的新闻记者，经常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反对中国的文章，著有《中国：真遗憾》等。这些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的通讯员们，这些对于中国已故皇太后的品德或中国的政治与文明，就如同我在前文提到的那个头脑冷静的英国朋友评论中国艺术品一样喜欢发表自己看法的人，当这些人将他们关于中国事态的“观点”送到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而英国政府又根据这些“观点”来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的时候，悲惨祸乱的发生，如义和团运动，围攻各国驻北京公使馆，或更加悲惨的，在满洲发生的日俄战争，那场因文明的问题而起的科学大屠杀，不就成了顺理成章、不足为奇的事情吗？

然而，究竟有无正确与错误的绝对标准呢？对于艺术和诗歌，对于宗教和世俗常规，乃至对于文明，是不是就没有一个公认的至当标准，可以据之判定孰好孰坏，孰优孰劣呢？说到道德或宗教与文明，基督教传教士会说：“是的，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基督教标准。”同样，在中同，一个儒学士大夫会说：“唉，如果你们基督传教士揭橥你们的基督教标准，那么我们中国人就要抬出孔教的标准。”

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1039—1112年）的弟弟，曾讲过一个乡愚第一次进城的故事。说那个乡愚见到一头母马的时候，硬说是见到了一头母牛。城里人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面前的牲口是母马而不是母牛，那个乡愚却反驳说：“我父亲说它是一头母牛，你们怎敢说它是头母马呢？”因此，当基督教传教士告知中国文人学士，道德或宗教与文明的绝对标准是基督教标准，或者，当中国文人学士告知基督教传教士说，孔教标准是绝对标准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比是那个乡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