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认为，对于交战国中的人民来讲，战争的唯一出路在于彻底撕毁目前的《自由大宪章》，制定一种新的大宪章，不是自由的大宪章，而是像我们中国这儿的良民宗教所赋予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为了证明我上述主张的有效性，下面让我来提醒欧美人民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日俄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的绝对忠诚，才使得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对已故的日本天皇和现在的俄国沙皇形成一种成功的感召力，并制止了日俄战争，最终在朴次茅斯签定了和平协议即《朴次茅斯和约》，1905年9月5日在美国朴次茅斯签订。共十五条，主要内容为：俄国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它实际上是日俄结束战争，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和约这种人民的绝对忠诚，在日本受到从中国这儿学去的良民宗教中的“忠诚大宪章”的保护，但在俄国却并不存在具有“忠诚大宪章”的良民宗教这种东西，俄国人民的绝对忠诚是靠Knout（鞭子）的力量来维系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朴次茅斯条约签定之后，在拥有良民宗教之“忠诚大宪章”的国家如日本，和在那没有这种宗教与这种宪章的国家如沙俄都发生了些什么。在日本，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东京市民由于其良民宗教受到那欧洲新学（the New Learning of Europe）的破坏，于是举行了示威游行并试图制造恐惧——但日本人民心中真正不朽的那种“忠诚大宪章”在少量警察的帮助下，只用了一天就平息了这场示威和骚乱。不仅日本国内实现了和平，而且从此远东也安定多了远东的和平，我以为它一直延续到最近当英国的群氓崇拜政治家在日本也获得了聪敏善悟的弟子的时候才结束。像大隈重信伯爵(似应译为侯爵——译者)，便是现在日本最大的群氓崇拜政治家——他号召发动战争来反对在青岛的一小撮德国传教士。——原注。可是在俄国，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各地的民众也举行了示威游行并试图制造恐惧，因为没有良民宗教，且那用以维系人民绝对忠诚的皮鞭也断裂了。从此以后，俄国人民享有了制造骚乱或制订宪法的充分自由，去大喊大叫和制造恐惧——制造那种对沙皇俄国和斯拉夫种族的统一和安定、对欧洲未来和平的恐惧！结果，当奥匈帝国同俄国之间就如何处理杀害奥地利大公奥地利大公：即斐迪南大公。“大公”：奥地利皇太子的专称。刺杀他的凶手，乃一塞尔维亚人。的凶手的问题发生小小的分歧时，俄国民众，那些群氓就能够喧嚷起来，在全国制造一种对大俄帝国的统一和安定的恐惧，从而使得沙皇和他的谋臣们被迫动员全部俄国军队，换言之，即开动了那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创造的可怕的现代机器。就在那可怕的现代机器——沙皇的现代军国主义发动的时候，全欧洲人民中也立刻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恐惧，这种弥漫全欧的普遍恐惧控制和麻痹了各国的统治者和外交官，造成了他们的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正如我已经说明过的，它导致了这场战争。

因此，如果你深入地思索根源，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真正发源是《朴次茅斯和约》。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该条约签订之后，那皮鞭——那鞭子的力量在俄国被冲垮掉了，于是沙俄国内再也不存在什么能够防止广大的民众事实上也就是群氓的恐┚濉—那种对沙俄帝国以及斯拉夫种族的统一和安定的恐惧的东西！德国诗人海涅，以一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者、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斗士的非凡洞察力指出：“der Absolutismus in Russland ist vielmehr eine Dictatur um die liberalen Ideen unserer neuesten Zeit in’s Leben treten zu lassen”（专制主义在俄国毋宁说是一种真正的独裁，一种使我们时代自由主义观念得以产生的独裁。）实际上，我再说一遍，在《朴次茅斯和约》签订后，俄国的“独裁”，那皮鞭，那鞭子的强力毁掉了，从而不再存在任何东西能保护俄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免于群氓的恐惧，这一恐惧，我说过，它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的根源，换言之，这场大战的真正的根源就是俄国的群氓恐惧。

以往，欧洲各国称职的统治者之所以能维持国内的秩序，乃至整个欧洲的国际和平，是因为他们敬畏和崇拜上帝。但是现在，我以为，各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不再敬畏和崇拜上帝了，而是去崇拜和惧畏那些群氓——那国内的一堆民众。拿破仑战争之后，制订《神圣同盟》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所以不仅能维持俄国的国内秩序，而且能保证欧洲和平，正是因为他畏敬上帝。可目前的俄国对内既不能维持社会秩序，对外也不能保证欧洲和平，这正是由于他以对群氓的恐惧代替对上帝的畏敬的缘故。在大英帝国，像克伦威尔那样的统治者，是能够维持其国内秩序并保证欧洲和平的，因为他们崇拜上帝。然而大不列颠如今的统治者，尽职尽责的政治家如格雷勋爵、艾思奎斯，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些先生们，却不能维持国内秩序并保证欧洲和平，因为他们已不再敬畏上帝，而只崇拜群氓——不仅崇拜其国内的群氓，而且崇拜其它国的群氓。英国前任首相坎贝尔·班勒门先生，在俄国国家杜马被解散时，曾放声高叫：“Le Duma est mort，Vice ie Duma！”（杜马杜马：沙皇俄国的国家代议机构。先后共召开四次。它是沙俄主要统治机构之一。十月革命前解散。灭亡了，那罪恶的杜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