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怪杰辜鸿铭-群氓崇拜教或战争与战争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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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些同样受到责难的欧洲外交官们。根据政府理论,欧洲的《自由大宪章》,外交官——那些干实事的政治家和政府主管部门的事务大臣,现在仅仅只能去执行民众的意志。换言之,那些普通民众要他们干啥就干啥。因此,依我之见,外交官——今日欧洲各国政治家和政府事务大臣也不过是一种机器:一种协商机器;实际上他们就像木偶表演中的木偶。那趾高气扬的木偶是没有自己的个人意志的。他工作活动,或上或下,或左或右都任民众摆布。这种没有灵魂的木偶们,只能作为民众的传声筒,而没有任何个人意志可言。因此我们又怎么能说:外交官——那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和政府事务大臣们要对这场战争负责呢?

老实说,在我看来,今日欧洲诸国的政府中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实际掌管政府大权的统治者,军人,还有外交官或谓政治家和政府事务大臣们,不被允许有任何个人意志,有任何为本民族的安全和利益按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办事的权力。而恰恰是那些普通的民众——像《爱国时报》编辑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亨德史弟兹(Houndsditch)的博布斯(Bobus),他在卡莱尔时代曾是香肠和果酱制造商,现在则是巨大的“无畏战舰”的主人,高利贷者摩西·拉姆(Moses Lump)——他们都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意志,并能在政府中讲话。实际上,这种力量就是要当今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按他们的意志办事。因此,如果你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正是那三种人——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们应对这场战争负责。因为正是这三种人,制造了那畸形可伯的现代机器——欧洲军国主义。又正是这可怕的机器导致了目前的这场战争。

或许,你要问我:何以欧洲在位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会如此胆怯退让,并如此优待上述这三种人呢?我的回答是,这要归因于那普通的民众,因为那普通民众,甚至于像迪金逊这样的良民也没有忠贞不渝地支持过他们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而恰恰站在约翰·史密斯,傅布斯和摩西·拉姆一边反对政府。可是,普通民众何以要支持他们这三种人呢?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向民众宣称他们属于民众党;其次,欧洲各国民众从小便受“人性本恶”的教育,无论何时有权,他们都会滥用之。更有甚者,一旦他们获得足够的权力能够去抢夺和谋害其邻居时,他们就要去掠夺和谋害。事实上,我在此想说的是,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三种人所以能赢得民众,迫使欧洲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制造那可怕的现代机器并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正在于欧洲各国的民众,当他们群聚之时,总是自私的和怯懦的。

因此,如果你追根求源就会发现,这场战争的责任者,并不是各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甚至也不是约翰·史密斯、博布斯和摩西·拉姆,而实际上是那些像迪金逊这样的良民自身。对此,迪金逊教授当然会马上反驳说:我们这些普通民众又不希望这场战争。然而谁又希望这场战争呢?我相信没有人希望。至于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战争,我的回答是:恐惧——群氓的恐惧。去年8月,当在俄国,那种由欧洲民众推波助澜的可怕的现代机器开始运动时,这一恐惧便控制和掌握了整个欧洲各国的广大民众。简而言之,我认为,正是由于恐惧——群氓的恐惧,今日在欧洲各国民众中蔓延感染的那种恐惧,控制和麻痹了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的头脑,使得他们无能为力,并最终导致了这场战争。因此依我之见,并不是像迪金逊教授所说的那样是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把他们的国民导入了这场战争,而恰恰是那普通民众的——自私自利,胆怯懦弱,以及在那最后关头的惊慌恐惧,把他们可怜的无能为力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推进了这场灾难——这座战争的地狱中。毫无疑问,欧洲目前那种悲惨无望的局面,我要说的是,它就在于此时正处在战争中的实际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们的那种可悲可怜的无能为力。

从我上述的揭示中显而易见,要想赢得欧洲现在和将来的长久和平,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像迪金逊教授所说的那样,须让民众参与政论,而是要把他们从政府中永远清除出去。因为他们处于乌合状态时太自私太胆怯了;无论是对和平问题,还是对战争的降临,他们都太易于恐慌了。换句话说,如果要在欧洲保证和平,那么第一件要事,我认为就是要把各国的那些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保护起来,使他们摆脱民众的困扰,免受群氓的威┬病—那些处于乌合状态的民众的恐惧,只会使他们更加无能为力。事实上,不用说未来,即使要挽救欧洲目前的困境,在我看来,也只有一条路径可走,那就是首先把战争国家中的统治者、军人和外交官从他们目前的无能为力中援救出来,在此我愿意指出,欧洲目前所处的那种悲惨无望的局面,实在于每个人都盼望和平却又没有人有勇气和力量去制造和平。所以我说,目前的第一件要事,是把统治者们、军人和外交官从无能为力的状态中营救出来,找出一些能赋予他们权力的手段——用这些权力去寻求和平道路。那么,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为了欧洲人民,为了那正处于战难中的各国民众,废除目前的宪章,即《自由大宪章》,并制定出一个全新的宪章——一种如同在我们中国这儿的良民宗教所赋予中国人的“忠诚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