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孔子的道德教义的伟大和真正有效处，正在于翟理斯博士所理解错了的这一点上——他错认为只是在名义上履行道德义务。其实，孔子主张的是，重要的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这两种不同就是所谓伦理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区别，也就是只作为道德家的准则与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之生动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家只告诉你什么行为是道德的，什么行为是不道德的。而真正的宗教导师则不仅仅告知这一点。真正的宗教导师不仅谆谆教诲外在要如何行事，而且还主张重要的更在于行为之态度，那种行为的内在。真正的宗教导师告诉我们行为之道德或不道德，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做。

这就是马太·阿诺德在他教义中所称的基督的教法。当可怜的寡妇给他那八分之一的小硬币时，基督叫门徒注意的不是她给了基督什么，而是她如何给。道德家们说：“不许通奸”，可基督说：“我要告诉你们，无论是谁，当他带着欲念去窥盯一个妇女时，他实际上已经犯了强奸罪。”

同样，孔子时代的道德家们说：儿女们必须为其父母劈柴担水，将家中最好的酒食让与他们：那就是孝。可孔子却说：“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并不在于只履行对父母的服侍之责，而在于怎样、以什么方式和态度，用什么精神去履行这些义务。孔子说，难就难在用什么方式和态度去做（色难）。在此，我将最后指出：正是通过其教义中这种途径的力量，视其道德行为之内在为重的力量，才使得孔子成为一个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像那些基督教传教士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道德家而已。

就拿中国目前的改革来说，它便可作为孔子教法的进一步说明。那些为外国报纸所喝彩的所谓进步官员们，现在正忙乱不┛啊—他们甚至于要到欧美去——试图从那儿找回能在中国采用的什么改革。但不幸得很，中国的拯救将不取决于这些进步官员所制造的改革，而取决于这些改革将如何被推行。可惜的是，我无能为力，没法阻止这些进步官员到欧美去学习宪法并迫使他们呆在家里好好研究孔子。因为只有当这些官员们真正领会了孔子的教义和他的方法，并注意到如何取代这种改革的东西时，在中国，才不会出现目前的改革运动将导致的混乱、灾难和痛苦。

除此之外，我还将粗略核验一遍翟理斯博士《奖始恰分械牧硪黄文章，它题为：《四个阶层》。

日本人末松男爵译名参照了鱼返善雄的日译本。在一次招待会上说：日本人将他们的国民分成四个阶层，——士（Soldiers）、农、工、商。对此翟理斯博士说：“把士译作士兵是不对的，那是后来的意思。”翟理斯博士进一步指出：“‘士’字最早的含义起源于‘Civilians’（相对军警而言的平民百姓）。”

然而实际情形正与此相反。“士”字的最初含义，指的是古代中国的绅士贵族，就如同现在欧洲那些穿制服的——佩剑贵族一样。此后，军队的官兵，便被称作士卒。

在古代中国，那些平民官僚阶层，被称为“史”——Cleri-cus。当中国的封建制度被废止的时候（公元前2世纪），打仗不再成为士人的唯一职业，于是平民官僚阶层便乘势崛起，他们变为统治者，形成穿袍贵族，以区别于原有的那种佩剑贵族。

武昌的张之洞总督阁下曾问我，何以外国领事属于文职，可穿制服时却总要佩剑。我回答说，这是由于他们为“士”。这种士，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那种平民学者即史，而是那种当兵服役的士大夫即武士。总督阁下点头称善。并在第二天就下令武昌学堂的所有学生，都必须换上军服。

因此，翟理斯博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即中国的“士”字到底指平民还是指武士的问题，在当今实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未来的中国到底将独立还是受外人管辖支配，将取决于他是否从此拥有一个强大有效的军队，而是否能拥有强大有效的军队，又取决于是否让中国那有教养的统治阶级永远回复到那“士”字真正的古代意义和概念上去，不作文士，而是去做一种当兵服役、能保卫他的祖国免于侵略的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