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此句本是孔子对门徒子夏的告诫。因为子夏“文学虽有余，然意其远者大者或昧焉。”儒，学者之意，见《论语·雍也第六》。辜氏将“小人”译成“fool”，意为蠢人傻瓜，不太准确，但却和下文霍普金斯的一句话中的“傻瓜”意思相应。

——《论语》

我最近阅读了翟理斯博士的《耀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一共两册，第一册1914年出版，第二册1915年出版。是关于中国文化的一些学术札记。内容涉及到“谁是西王母”，“何为孝”，“古中国的舞蹈”等广博领域。不过，对有些问题的探讨，难免简单武断了些。一书。在阅读的过程中，使我想起了另一个英国驻华领事霍普金斯霍普金斯(Hopkins，Lionel Charles，1854—1952)：英国人，1874年来华，为使馆翻译生。1901—1908年任天津总领事。1908年退休回英。他研究汉学，发表过不少关于甲骨文和古钱币的文章。先生的一句话：“侨居中国的外国人，每当谈起某某汉学家的时候，总以为他们像傻瓜。”

翟理斯博士早就享有大汉学家的名声。如果从其已出著作的数量来看，他是不枉此称的。可是我以为，现在已不能只看数量，而该是对他的著作进行质量和真正的价值估定的时候了。

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具有以往和现在一切汉学家所没有的优势——他拥有文学天赋：能写非常流畅的英文。但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又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有时甚至还缺乏普通常识。他能够翻译中国的句文，却不能理解和阐释中国思想。从这点来看，翟理斯博士具有与中国文人相同的特征。孔子曰：“文胜质则史。”（《论语·雍也第六》）

书籍和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不过是其写作和注书的材料而已。他们生活、修心养性于书中，与现实世界不发生关系。他们从不把著书作文当成实现目的的惟一手段。可真正的学者，只是把著书立说和文学研究视作能够使他用以阐释、批判、理解和认识人类生活的手段而已。

马太·阿诺德说过：“只有通过理解全部文学——整个的人类精神史，——或者把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领悟时，文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然而，在翟理斯博士的所有著作中，却没有一句能表明他曾把或试图把中国文学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的事实。

正是这种哲学洞察力的缺乏，使得翟理斯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对材料的组织安排显得那样无能。拿他那本大字典指的是翟理斯的名著《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年上海别发洋行初版，1912年伦敦修订再版。再版共1711页。骇人的大部头。它所收的语句、词汇较此前任何一部同类字典都多。显然付出了艰巨的劳动。但在编排上确实如辜鸿铭所批评的那样，有些杂乱无章。该字典头版中有不少错误，挑剔的德国汉学家查赫曾核查出大大小小千余条错误，翟理斯在再版时绝大部分都予以了更改。来说，就一点也不像个字典，只不过是一本汉语词语和句子的汇集罢了。翟理斯博士书中的这些翻译，看不出任何选择和剪裁，也没有什么顺序或方法。就其学术价值而言，他的这部字典，肯定不如卫三畏卫三畏(Frederick Wells Williams，1857—1928)：美国近代著名汉学家和驻华外交官，传教士出身。曾七次代理美国驻华公使馆馆务，1877年辞职回美，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所著《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和《汉英拼音字典》(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过去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下文提到的他的那部旧字典，指的就是《汉英拼音字典》。不过辜鸿铭认为这本字典胜过翟理斯的《华英字典》，却未必是公正之论。博士所编的那本旧字典。

至于翟理斯博士的那本《中国名人谱》《中国名人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又名《古今姓氏族谱》。1898年上海别发洋行初版。是一部有1022页的大部头词典。该书曾获法国汉学家大奖儒莲奖。但书中对中国名人的介绍(按姓氏编排)，有不少过于简略，必须承认，它的确是一本凝聚着巨大劳动的著作。但它同样显示出作者对最一般评判力的完全缺乏，在这样的一部词典里，人们总是盼望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名人哪怕是一个简短的评介的。

Hic manus ob patriam pugnando Vulnera pas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