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一个传教士为了赶同类的时髦，在他系列短文的封面上自称为“宿儒”，闹了许多笑话。这个念头当然是极端滑稽可笑的。在整个帝国内，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斗胆妄称自己为宿儒。在中国，“宿”字意味着一个学者或文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们却常常听到某个欧洲人被称作中国学家。《中国评论》的广告里说，“在那些传教士中，高深的中国学正被辛勤地耕耘着。”然后就开列了一批经常撰稿者名单，并说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著名学者的研究都是健全可靠、完全可信的。

现在，要估价那种被称为在华传教士辛勤耕耘的学问的高深程度，我们不必拿德国人费希特在他关于《文人》的演讲里、或美国人爱默生在其《文学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高标准来衡量。前美国驻德公使泰勒先生是一个公认的大德国学家，然而一个读过几本席勒剧本，在某杂志发表现过一些海涅诗歌译作的英国人，尽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里被认作是德国学家，但他却绝不会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称。可现在那些在中国的欧洲人，只出版了几本关于中国某些省分的方言录，或百来条谚语的汇编，就立刻被冠以一个中国学家的美称。当然，只取一个名目倒也无妨，凭着条约中的治外法权，一个在华的英国人，只要他乐意，随时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称为孔子的。

我们已经被引入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某些人看来，中国学已超越了早期开拓时期，即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这一阶段中，研究中国的人们将不再满足于编纂字典或诸如此类的搬砖运土性质的工作，而试图去建构专著、翻译中华民族文学中最完美的作品，不仅以理性思辨和充分的论据去评判它们，而且最终论定中国文学圣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文学家。下面，我打算做出如下几点考察：首先，看看正经历着上述转换的欧洲人中，他们的中国知识真实到什么程度；其次，看看以往的中国学都做了些什么；第三，看看目前中国学的实际状况如何；最后，指出我们所设想的中国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常言道，一个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比巨人更加伟大。但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那个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将必定看得更加宽广。因此，我们将站在前辈们的肩上，对中国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一个鸟瞰。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与先辈们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希望不要被看成我们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们宣称不过是利用了我们的方便条件。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所谓欧洲人的中国知识发生了变化，这只是意味着掌握一门语言知识的较大困难已被排除。翟理斯博士说：“人们曾普遍认为，学会说一门语言，特别是一种汉语方言很难。但这种曾被普遍认为的难之所在，很久以前就已被别的历史小说所取代。”的确，不仅口头语言，甚至于书写语言也是如此。一个英国领事馆的翻译生在北京住两年，在领事馆工作一两年，便能读懂一封普通电文的大致意思。因此，说迄今在华外国人之中国知识已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我们欣然承认；但对于超过这一点的夸大其辞的声言，我们则感到非常怀疑。

继早期耶稣会士之后，马礼逊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9世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中国学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也是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1807年来中国，1823年首次译完并出版新、旧约《圣经》。他的主要汉学著作有《华英字典》、《汉语语法》、《广东土话字汇》等。《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第一卷，1819—1920年出版第二卷(上下两部分)，1822年出版第三卷，整部字典1823年出齐，共6大本，计4595页，成为英汉字典的嚆矢。也为近代西方汉学打下了初步基础。博士那部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正地认作为所有已完成的中国学研究的新“Point de départ”（起点）。那部著作无疑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传教士那种严肃认真、热情诚挚和良心从事的纪念碑。在马礼逊博士之后的一批学者中，德庇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19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汉学家。1844年至1848年，曾任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著有《中国诗歌论》、《中国概览》、《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交战及媾和以来的中国》等书。还译有《好逑传》和《汉宫秋》等，对于中国文学、戏剧的西传颇有贡献。爵士、郭士腊郭士腊(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又译作郭士立，郭施腊。德国19世纪早期著名汉学家。马克思著作中唯一提到过的来华传教士。著有《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道光皇帝传》、《1831、1832、1833年三次沿中国海岸航行日记》等书。博士可以被作为代表。德庇时爵士真的不懂得中国，他自己也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肯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那种方言写成的小说。但是像他当时所掌握的那点中国知识，在现今怕是只能胜任任何一个领事馆的洋员职务。然而非常奇怪的是，直到今天，仍能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人对于中国的知识，是受到他关于中国著作的影响。郭士腊博士的中国知识可能比德庇时爵士多一点。但他却浅尝辄止，不打算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已故的托马斯·麦多士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1815—1868）：19世纪前期英国汉学家，驻华领事官。1843年来华，死于牛庄领事任上。他著有《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其语言的杂录》、《中国人及其叛乱》。还译过一些满文资料为英文。先生后来在揭露郭士腊的虚荣方面做得不错。诸如此类的人还有传教士古伯察古伯察（Evariste Regis Huc，1813—1860）：19世纪前期法国汉学家，遣使会在华传教士。1839年来华。曾著有《鞑靼、西藏、中国游记》、《中华帝国——“鞑靼、西藏游记”续编》、《基督教在中国、鞑靼和西藏》。他的著作多有英文本，一度在欧洲十分流行。和杜赫德杜赫德（Du Halde）：生平不详。疑辜鸿铭将18世纪《耶稣会士通信集》的主编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误认为19世纪法国汉学家。杜氏主编的名著《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在巴黎正式出版，对西方认识中国和西方汉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此后，我们奇怪地发现蒲尔杰蒲尔杰（Boulger）：19世纪欧洲汉学者，生平不详。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中国历史》中，他把上述这些人引作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