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史密斯：这里特指那些自以为比中国人优越，想要以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开化中国人的英国人。在中国

“腓力斯人不仅忽视一切非自身的生活条件，而且还要求除它之外的余下人类都去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Der Philister negiert nicht nur andere Zustande als der seininge ist,er will auch dass alle ubrigen Menschen auf seine Weise existieren sollen.”——原注

——歌德

斯特德斯特德(W.Stead，1849—1912)：英国著名新闻记者，擅长以流畅的文笔和炽烈的感情去撰写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正义感。曾撰有《俄罗斯真相》、《如果基督来到芝加哥》、《世界的美国化》等。先生曾经设问：“作家玛丽·果勒里（Marie Gorelli）走红一时的秘密何在？”他的回答是：“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因为那些读其小说，沉醉在玛丽·果勒里世界中的信徒约翰·史密斯们，把她看作该领域最权威的代表。他们生存在里头，活动在其间，从中找到自我。”玛丽·果勒里之于大不列颠的约翰·史密斯们，就恰如阿瑟·史密斯牧师之于中国的约翰·史密斯们一样。

然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和半受教育者之间的差别也就在这里。真正受过教育的人总想去读些能揭示事物真理的书，而那些半受教育之辈，则宁肯去读些将告诉他想要什么，以及受其虚荣心驱使而欲事物变成何样之书。在中国，那约翰·史密斯极想成为一种凌驾于中国人之上的优越者，而阿瑟·史密斯牧师则为此写了一本书，最终证明他，约翰·史密斯确实比中国人优越得多。于是，阿瑟·史密斯牧师自然成为约翰·史密斯非常亲爱之人，他那本《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也就成了约翰·史密斯的一部圣经。

但是，斯特德说过：“正是约翰·史密斯和他的邻居现在统治着大英帝国。”所以，最近，我不惮其烦地读过了那本提供给约翰·史密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观的著作。

早餐桌上的那个独裁者（The Autocrat at the Breakfast Table）曾把人的智能分为两种：一是算术型智能，一是代数型智能。他观察说：“所有经济的和实用的智慧，都是‘2+2=4’这种算式的延伸扩展或变化。而每个哲学命题则更多地具有‘a+b=c’这种表达式的普遍特点。”约翰·史密斯的整个家族，显然属于那个自以为是的独裁者所谓的“算术型智能”的头脑类型。约翰·史密斯的父亲，老约翰·史密斯，化名约翰·布尔，他把自己的命运同“2+2=4”的公式联系起来，到中国来贩卖他的曼彻斯特商品。为了赚钱，他同中国人约翰中国人约翰：这里特指与西方人打交道，接受西方“开化”的那些中国人。相处得很融洽。因为无论是约翰·布尔，还是中国人约翰，他们都懂得并完全服膺“2+2=4”的公理。可是，现今统治大英帝国的小约翰·史密斯却不同了。他带着满脑子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的“a+b=c”的东西来到中国——不再满足于贩卖曼彻斯特商品，还要开化中国人，或者，按他的话说，要“传布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结果，约翰·史密斯同中国人约翰闹翻了。而且更糟的是，在约翰·史密斯的“a+b=c”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开化和影响下，中国人约翰不再是曼彻斯特商品的诚实可靠的好主顾。他们玩忽商业，心不在焉，却尽到“张园”去庆祝立宪去了，实际上，他们已变成一群疯痴狂乱的改良者。

前不久，在辛博森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877—1930)：笔名普特拉姆·威尔(Putnam Weale)。英国人。生于宁波。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出任英国报纸驻北京通讯员。曾被黎元洪和张作霖聘为顾问。是著名的“中国通”。著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东亚正在到来的斗争》等书。《远东的新调整》出版于1905年。先生《远东的新调整》一书和其他著作的启发下，我曾致力于为中国学生编过一本盎格鲁·撒克逊观念的手册。结果，迄今为止，我编来编去，不过是以下这些东西：

1.——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人最主要的目标是使大英帝国荣耀，为大英帝国增光。

2.——你信仰上帝吗？

是的，当我上教堂的时候。

3.——你不在教堂时，信仰什么？

我信仰利益，——你给我什么报酬。

4.什么是最正当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