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鹰的双翅

已经被缚住了？

莫非条条大路

全都被封闭了？

我劝他不要念了，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说话。我知道怎样才能使他开心。阿维尼尔从未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去“追踪”科学的发展和信息，不过，倒是可以说，他对当代的大学者们取得的成就都很感兴趣。他经常在路上或屋角拉住一个同学，仔细地询问和打听有关的讯息。他总是耐心地听着，表现出惊喜的神情，不仅相信别人说的话，而且后来就接着别人介绍的情况来讲述。他特别是对德国哲学情有独钟。所以此时，我就专门儿跟他聊起黑格尔，虽然这都是老掉牙的往事了，可是阿维尼尔依旧毫不怀疑地听着，兴致勃勃地摇晃着脑袋，扬眉瞩目地微笑着，还轻声地说道：“我清楚了，清楚了！……啊！妙极了，妙极了！”……他虽然已经是病入膏肓，挣扎在地狱门口之人，这个无依无靠而且即将成为孤魂野鬼之人，仍然有着一种孩子般的强烈的求知欲，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甚至泣不成声。应该强调说明的是，阿维尼尔同每个害肺病的人都不相同，他从不隐讳谈论自己的病，他绝不以自欺欺人的谎言来蒙骗自己和他人……可是又能怎样呢？——他从不伤感悲叹，从不怨天尤人，甚至从来不向别人唠叨或倾诉自己的病痛之苦……

他勉强地提神鼓劲儿，聊起了莫斯科，聊起了同学们，也谈论起了普希金、戏剧和俄罗斯文学；他也回忆起我们的宴饮和嬉戏，我们小组的激烈争辩，而且还深怀惋惜之情谈到了两三个已不在人世的故友和知交……

“你还记得达莎吗？”最后他又问到我，“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是我的心肝儿！她又是那样地爱我！……如今她怎么样？这个可怜的人儿，恐怕瘦多了吧？太操心劳神了吧？”

我不想给他泼冷水，说真的，何必让他伤心而又失望呢？事实上，他的达莎，如今是心宽体胖，整天跟商人康达奇科夫兄弟鬼混，学得浓妆艳抹，说话妖里妖气的，而且还会打情骂俏了。

可是，我望着他那张没有一点儿血色的脸，心里思忖着，是不是让他从这儿搬出去更好些呢？或许换个地方能医好他的病……但是阿维尼尔根本就不让我把这个想法说完。

“不必了，老兄，谢谢你了，”他神志清楚地说道，“在哪儿死还不都是一样。无论如何我也挺不到冬天了……何必给人家添麻烦呢？我在这儿已经住惯了，虽然这家人……”

“都对你不好吗？”我接着他的话茬问道。

“不，说不上好坏，一个个都像冷漠的木头人。但是，我也不记恨他们。这儿倒是有个邻居：地主卡萨特金有个女儿，是个有教养的好姑娘，温柔善良，平易近人……也不傲慢……”

阿维尼尔说到这儿，又咳嗽了起来。

“反正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他稍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能让我抽几口烟该多好啊……我可不愿意就这么死去，我要过足了烟瘾！”他顽皮地挤了挤眼睛，又补充了一句：“谢天谢地，我活得够本儿了，结交了这么多的好人……”

“不管怎么说，你也该给你的亲人们写封信哪。”我打断他的话并劝慰道。

“没必要给他们写信！寻求帮助？他们才不会管呢！我死了以后，他们自然会知道的。唉，何苦说起这些事儿呢？……还是请你给我说一说你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吧。”

我慨然应允，便给他讲了起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听得津津有味儿。直到傍晚时分，我才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

过了十几天，我收到了克鲁比亚尼科夫先生寄来的一封信：

有幸敬告阁下知悉：

贵友阿维尼尔·索罗科乌莫夫先生，即寄居舍下之大学生，已于三日前下午二时许去世，今日由鄙人出资，将其安葬于本教区之礼拜堂内。贵友曾嘱鄙人转上书籍及笔记，兹随函奉上。贵友尚遗现款二十二卢布又半，将连同其他遗物送交其亲属。贵友临终时神志清晰，且泰然自若，与舍下亲眷诀别之际，亦无哀怨之色。内子克列奥巴特拉·亚历山大罗芙娜嘱向阁下顺致安好。贵友之辞世，令内子深为伤痛；至于鄙人，托老天庇佑，粗健无恙。敬颂

大安。

古尔·克鲁比亚尼科夫　敬启

此外，尚有很多类似的事例，萦绕于胸怀，恕我难以一一枚举。趁此机会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吧。

有这么一个年迈的女地主，我亲眼目睹了她临终时的情景。神父已经在病榻前为她念送终祈祷，忽然发现这个老妇人马上就要断气了，便赶紧把十字架递过去让她吻。女地主却十分不高兴地把头转过去。“你干吗这么着急呀，神父，”她的舌头已经不灵便了，“还来得及……”然后，她虔诚地吻过十字架，把手刚伸到枕头下面，就没气了。原来在枕头下面放了一枚银卢布：这是她事先准备好支付给神父的酬金……

真的，俄罗斯人一个个都是这样慷慨赴死的，真是令人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