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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1922年)

近年有两部名著,一部是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两位先生的精神,可谓根本不同,差不多成了两极端,然而我对于他们,各有各的佩服。他们都也曾要求我对于他的大著切实批评,我读这两部书的时候,也随时起了许多感想,但苦于没有时候把它聚拢写出来。这回乘哲学社讲演之便,我很愿意将我所见提出来和诸君讨论,并求两先生指教。

今日先批评胡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但批评之前有三件事应该声明。

第一,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槌隼幢愎涣耍慌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胡先生这部书,治哲学的大概都读过,都认识他的价值,用不着我添些恭维话来介绍,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第二,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第三,我所讲的,有时溢出批评范围以外,因为我有些感想,没有工夫把它写出来,趁这机会,简单发表一发表。又原书还有许多小节,和我意见不相同的,因时间限制,只好省略了。

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有价值的著作,总是有他自己特别的观察点。批评的人尽可以自己另外拿出一个观察点来,或者指驳那对手的观察点不对,然而总要看定了人家的观察点所在,而且绝对的承认他相当之价值。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其间想替他修正之处很有限,而且非批评的焦点。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惟一之观察点?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

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种大特色。我们既承认他的方法不错,那么,对于各时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应该格外缜密审查。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觉得还有好些疏略或错误之处,应该修正。

胡先生是最尊“实验主义”的人,这部书专从这方面提倡,我很认为救时良药。但因此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像是戴一种著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免不掉。本书极力提倡“物观的史学”,原是好极了,我也看得出胡先生很从这方面努力做去,可惜仍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件事很难,我自己便做不到,但对于“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我们总要求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这是我对于这书的总批评,以下分段别论。

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著者倡“诸子不出王官”之论,原书附录原是很有价值的创说,像刘歆班固那种无条理的九流分类,每流硬派一个官为他所自出,自然是不对。但古代学问,为一种世袭智识阶级所专有,是历史上当然的事实,既经历许多年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在里头,自然会随时产生新理解,后来诸子学说,受他们影响的一定不少。胡先生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三五叶)这话很对。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次段更加详辩。依我看来,夏、商、周三代——最少宗周一代——总不能说他一点文化没有,《诗》、《书》、《易》、《礼》四部经,大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作品,那里头所含的思想,自然是给后来哲学家不少的贡献,乃至各书所引夏志、商志、周志以及周任、史佚……等先民之言论,许多已为后来哲学问题引起端绪。大抵人类进化到某水平线以上,自然会想到“宇宙是什么?”“人生所为何来?”“政治应该怎么样?”……种种问题,自然会有他的推论,有他的主张,这便是哲学根核。例如人类该怎样的利用自然适应自然,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最刻意研究的问题,这问题决非起于老子、孔子。像《诗经》说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唯号斯言,有伦有脊”;《书经》说的“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易经·爻辞》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直方大”,“观我生进退”,“不远复,无祗悔”……等等,都含有哲学上很深的意义,《左传》《国语》里头所记贤士大夫的言论,也很多精粹微妙之谈。孔子、老子自然是受了这种熏习,得许多素养,才能发挥光大成一家之言。胡先生一概抹杀,那么,忽然产生出孔、老,真是他所说的“哲学史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但有时亦破此例,下文再论。所以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勾消,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的态度。又如《管子》这部书,胡先生断定他不是管仲所作,我是完全赞成;若说管仲这个人和后来法家思想没有关系,我便不敢说。胡先生说:“管仲是实行的政治学家,不是法理学家。”(三六三叶)请问:难道实行政治家就不许他发明些许法理吗?《管子》书中许多奥衍的法理,我绝对承认是由后人引申放大;但这种引申放大的话,为什么不依托令尹子文,不依托狐偃、赵衰,不依托子产,独独依托管仲?便可以推想管仲和这种思想渊源一定有些瓜葛。我对于孔、老以前的哲学,拿这种态度来观察他,以为必如此才能理出他的来龙去脉,不知胡先生以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