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乌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则再假以五十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夫以李、张之才如彼，李、张之望如彼，李、张之见信任负大权如彼，李、张之遇无事之时，从容十余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谓改革者乃仅如此，况于中朝守旧庸耄盈廷，以资格任大官，以贿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张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异而岁不同，又安所更得十余年之从容岁月者，然则合束手待亡之外，无他计也。不知所谓温和主义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谓急激者，岂不以疑惧交乘，怨谤云起，为改革党人所自致乎？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又曰：凡民可以乐成，难以虑始，从古已然。况今日中国之官之士之民，智识未开，懵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见改革而惊讶，固所当然也。彼李鸿章前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犹且以此负天下之重谤，况官位远在李鸿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过于李鸿章所办者数倍乎？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既言之矣。而除旧弊之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今且勿论他事，即如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弊，李鸿章、张之洞何尝不知之，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

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吾见世之所谓温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阴曰：“观望持重，号称正义者，比比皆然。最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后除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呜呼!世之所谓温和者，其不见绝于松阴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论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阴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试问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当积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万钧霹雳手段，何能唤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况今日我中国之积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际，而外患内忧之亟，视日本尤剧百倍乎。今之所谓温和主义者，犹欲以维新之业，望之于井伊安藤诸阁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书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又曰：“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营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支支节节而为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无权不能遽行，故屡将先生之折交军机总署会议，严责其无得空言搪塞。盖以见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议以定之也。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之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收，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今以无权之故，一切所为，非其本意，皇上与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温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责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难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谭嗣同之忠勇明达，当其初被征入都，语以皇上无权之事，犹不深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谭查历朝圣训之成案，将据以请于西后，至是谭乃恍然于皇上之苦衷，而知数月以来改革之事，未足以满皇上之愿也。谭嗣同且如此，况于其他哉。夫以皇上与康先生处至难之境，而苦衷不为天下所共谅，庸何伤焉，而特恐此后我国民不审大局，徒论成败，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鉴也，因相率以为戒，相率一事不办，束手待亡，而自以为温和焉。其上者则率于补漏室，结鹑衣，枝枝节节，畏首畏尾，而自以为温和焉，而我国终无振起之时，而我国四万万同胞之为奴隶，终莫可救矣。是乃所大忧也，故不可以不辩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