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传-第二章 贝多芬传

贝多芬传[电子书]

此时他已达到了毕生的夙愿。他抓住了欢乐。但是,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有时还是会徘徊于往昔的伤痛的暗夜,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亦充满着诡异的阴影。可是《第九交响曲》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印记。他未来的计划是(1824年9月17日致肖特兄弟信中,贝多芬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意死亡将我带走,因为我还欠他很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须让精灵启示着我而要我完成我的艺术东西以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见贝多芬书信集第22页。):《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诗人原作讲述一个骑士恋上一个女神而被她囚禁,他思恋家乡与自由,这首诗和瓦格纳的名剧《汤豪舍》颇为相似,贝多芬在1823至1826年间从事此工作。)、为克尔纳的《奥德赛》所作的曲子、根据歌德的《浮士德》谱的曲子(贝多芬从1808年起就想为《浮士德》谱写曲子,这是他人生最重视的规划之一。)以及清唱剧《大卫与扫罗》,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向往着德国古典大师的恬美境地,如巴赫与亨德尔,并且,他尤其倾向于阳光明媚的法国南部或者他魂牵梦萦的意大利(贝多芬在日记中写道:“法国南部!是啊!是啊!”“离开这里,只要你能做成这一件事,你便能重登艺术的高峰。……写一部交响曲,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天,为了旅费而工作,然后周游意大利,西西里,和别的艺术家一起……”)。1826年,施密特医生见过他,说他气色红润并且朝气勃发。同年,当格里尔巴泽最后一次见他时,贝多芬反而还鼓励这位颓废的诗人说:“啊,要是我能有你千分之一体力和魄力,那该有多好啊!”时事艰难,专制反动的政权横行,思想界也被狠狠地钳制压迫着。格里尔巴泽哀叹道:“言论审查制度将我戕害了。倘若一个人想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前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库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可以被禁锢的,但幸运的是,自由之声还没有熄灭。”贝多芬正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他是德国思想界硕果仅存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那就是把他的艺术奉献给“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赐予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怯懦。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时代,需要强壮的心灵鞭策着这些可怜的人们。”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可以发表自由意见,甚至在公众面前也是如此肆无忌惮。警察当局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将他的批评和责难看成无害的痴言梦语,因此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可以平安无事。”(1819年他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公开宣称:“归根结蒂,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犹太人。”那时他正写着《D调弥撒曲》。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宗教观念极其自由的人。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的毫无顾忌,可以很大胆地抨击他的政府腐败。他特别指责这样几件事情:法院趋炎附势且独断专行,程序繁琐,妨碍司法公正;经常滥用职权;官僚腐化而又无能;颓靡的贵族享有特权,霸占着国家最高的职位。从1815年开始,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国的。据辛德勒说,他非常热烈地读着英国国会的记录。1817年英国的乐队指挥西普里亚尼·波特到达维也纳,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的字眼痛骂奥国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他说英国人的脑袋的确还长在肩膀上。”(1814年拿破仑失败,列强举行维也纳会议,重新瓜分了欧洲。奥国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颇有只手遮天之势。对内奉行压迫之政策,毫无言论自由。当时欧洲各国皆趋于反动统治,虐害共和党人。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弥漫全欧,蠢蠢欲动。从1820年的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接踵而至,随后1830年法国又有七月革命,1848年又有二月革命……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1814到1830年之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读者读到此地,必须参考当时国际形势,才能对贝多芬本人的思想有比较准确的认识。))

所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卑躬屈膝。这个时期,他似乎开始玩弄痛苦了。在他晚年,虽然环境依然恶劣(比如侄子的自杀事件),但此段时期所创作的音乐,却呈现一幅崭新的面貌,它嘲弄着一切,睥睨着一切,鄙视和不屑着一切,同时,他也是欢乐的。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即他逝世的前四个月,他完成了第一百三十号作品,即四重奏的新的结束曲。那是非常轻松欢快的,但这种快乐并不是一般人常有的那种快乐,它时而是莫舍雷斯所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疼痛之后的拈花一笑。不管怎么样,他是胜利者。他不相信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