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便为了王座，也永不背弃真理。
——贝多芬（见一九七二年贝多芬手记）
他的身材矮胖，体型粗壮，仿若一副运动家的坚实骨骼，脸庞宽大且红润健康，只是到了晚年，枯木朽株的时候，才显得有那么点苍白和病态，尤其在冬季，当他足不出户、困于屋内而远离田野时，尤为如此。他的前额宽阔，额角微微隆起，头发乌黑，噼里啪啦乱蓬蓬的，并桀骜不驯地直立着，似乎从来没有被梳子眷顾过，好似传说中“美杜莎的蛇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蛇发女妖，曾拥有一头美丽的长发，传说因为得罪智慧女神雅典娜而被变成一头蛇发，并因此而有邪恶的力量。根据罗素在1822年的记录，在1801年，贝多芬最著名的学生，还只是孩子的奥地利钢琴家卡尔·车尔尼（Carl Czerny）就见过他，当时贝多芬几天没有刮胡子，披头散发的，穿着用山羊毛织就的衣服，让卡尔以为碰到了小说中的鲁滨逊。）。而在他的眼中，闪耀着一种奇特的能量，使见过他的人无不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无法辨别其中微妙的差别。因为他的眸子散发着狂野的光芒，映衬着古铜色悲壮的脸，大家都以为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其实却是蓝灰色的（根据画家克莱贝尔的记载，他曾于1981年为贝多芬做过画像。）。这双眼睛细小而深陷，一旦他在感情上产生愤怒或者兴奋的情绪时，就会突然大张开来，眼珠就在眼眶中滴溜溜地旋转着，无比精确地反映了主人的全部思想（根据米勒医生的记载，在1820年，他特别观察了“他的眼睛，富于生动的表情，时而温柔动人，时而迷茫，时而严厉，咄咄逼人”。）。他常常将忧郁的眼神投向天空。他的鼻子宽大，又短又方，鼻孔粗大，犹如一头狮子。他的嘴倒是长的温柔秀气，只是下唇稍微前凸，但牙齿却刚劲有力，似乎能够磕破核桃的样子，而在他的下巴上，又有一个代表甜美的大酒窝，这样就使他整个脸部显得怪异而又不对称。据莫舍雷斯（莫舍雷斯：英国钢琴家，曾改编过贝多芬的歌剧《费德丽奥》。）说：“他的微笑甜美，和他谈话时，他的表情亲切随和而又可爱。但他的笑声却不这么让人舒服，粗鲁、难听而又短促刺耳。那是一个不习惯欢笑的人的笑。他的表情通常都是郁郁寡欢的神情，好像他的悲伤是‘无法被抚平一样’。”一八二五年，雷斯塔波曾说，当他看到贝多芬“饱含着痛苦的温柔眼神”时，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让眼泪流下来。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特尔在一家小酒馆遇见了他，他窝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紧闭双目，这是他人到晚年、行将就木的时候养成的习惯。一个朋友和他说话。他凄凉地微笑着，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记录本，尖着嗓子叫对方把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像一个经常这样做的聋子一样。他的表情变幻莫测。有时在大街上，由于灵感的突然迸发而变化的表情，经常让路人大吃一惊，以至于莫名其妙。有时坐在钢琴前面，遭遇突然而至的灵感，“他的脸部会肌肉膨起，血脉贲张，野性的眼神会变得更加可怕，唇部微颤，像一个召唤了魔鬼而无法让魔鬼退却最后反而被魔鬼钳制的巫师”。恰如尤里乌斯·贝内迪克特所言：他恰似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画家克莱贝尔却说是“欧塞安（中世纪苏格兰著名的吟游诗人）的面目”。以上这些细节均来自贝多芬的朋友或者见过他的旅行者的记录，如卡尔·车尔尼，莫斯科尔斯，克莱贝尔，丹尼尔·阿曼德斯·阿特波姆，w·j·米勒，洛克利兹等人。）。
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路德威希·范·贝多芬出生在一个破旧房子的小阁楼中，这所房子位于科隆附近的莱茵河畔。他的祖籍却是弗朗德勒（弗朗德勒：今为比利时西部地区，与法国交界。贝多芬的祖父名叫路德维希，是家族里最杰出的人物，出生于安特卫普，二十岁时搬迁至波来，做到当地王室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的气质最像他。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祖父的出身与经历，才能懂得贝多芬桀骜不驯的个性并不完全属于德国人的气质。）。他的父亲是一个碌碌无为、嗜酒如命、极其失败的男高音，母亲是一个厨师的女儿，做过女佣，最初嫁给一个官宦家的男佣，在这个男佣丈夫死后改嫁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是充满悲剧与不幸的，他没有像莫扎特那样享受过家庭的温暖与关爱，从幼年时起，人生对他而言就是一场为生存而展开的惨烈而又残暴的战争。父亲开发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做神童一样到处炫耀，利用他赚钱。从四岁起，贝多芬就被父亲逼着练习好几个小时的羽管键琴，或者被关在房间里面练习小提琴，这种繁重的作业几乎把他累死，父亲这样多年的压制强迫他进行练习，有时候还会动粗，而他没有由此对音乐深恶痛绝真是一个奇迹。从少年时代开始，贝多芬就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家庭责任，为生计操心，劳累奔波，殚精竭虑，对于他的年龄而言，实在是为时过早。十一岁时，他进入了剧院的管弦乐队。十三岁时，又做了教堂的管风琴手。一七八七年，贝多芬失去了他挚爱的母亲，“她对我多么仁慈啊，多么值得我爱啊，她是我最贴心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称呼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还有谁能比我更幸福？（以上据1789年9月15日贝多芬致奥格斯堡的沙德医生的书信。）”她死于肺结核，以致贝多芬也以为他也会感染此病，他不仅在身体上经常感受到病痛的折磨，在精神上也是忧心忡忡的（后来，他在1816年写道：“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个可怜虫！我十五岁上已经知道了。”）。十七岁时，他已经是一家之主，担负起培育两个弟弟的责任。他不得不羞惭地请求剧院让父亲退休，因为他经常酗酒，已经不能承担支撑家庭的重任，剧院的人担心他父亲又将钱挥霍在喝酒上，就将退休金交给他儿子收领。这些悲惨的事情在他心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波恩的一个家庭中找到了温情上的依托，那就是他一直无比珍惜的布罗伊宁一家。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他小两岁，温柔可人。他为她教授音乐课程，引领她走上诗歌的道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兴许他们之间产生过相当温暖的情思。后来，埃莱奥诺雷嫁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了贝多芬的知己好友之一（贝多芬的老师克利斯丁·歌特罗伯·耐夫也是他的挚友和良师，他高尚的道德和宽阔的艺术胸襟，都给贝多芬留下极其重要的影响。）。一直到他们晚年，他们还保持着坚实、恬静的君子之谊，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间书信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们三人到了老年时候的情谊也格外动人，并且，在心灵上，他们青春依旧，不减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