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沮丧和骄傲交替的煎熬,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所作的伟大作品中。如:附有《葬礼进行曲》的第二十六号奏鸣曲;称为《月光曲》或《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作品第三十一号中的第二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第三十号作品——提琴奏鸣曲;第四十七号作品《克勒策奏鸣曲》;根据盖勒特的词句所谱写的六支悲情的宗教歌曲,即第四十八号作品。而一八〇三年的《第二
交响乐》则更多地反映他青春的爱情,从中可以感受到压倒一切的坚强意志,一股积极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将情绪的阴霾一扫而空,曲终处则涌现一股沸腾的生命力。贝多芬执着地持有幸福的信仰,不愿相信自己悲剧的命运不可逆转,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内心满是希望。
这样的作品有好几部,它们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充满战斗的节奏感和力量感。这种特色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与“终局”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而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深入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也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中。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和亲密的朋友一起,很畅快地讨论时局,能够准确判断、目光犀利且观点明确。”他同情并倾心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和他最亲密的朋友辛德勒说:“他推崇共和的原则。他主张公民拥有无限制的自由,希望能早日实现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齐心协力地建立政府、管理国家。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拿破仑·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受着普鲁达克的熏陶的、热爱革命的古罗马人,梦想着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英雄的共和国,而这个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了和帝国有关的史诗:以波拿巴为题材的《英雄交响曲:波拿巴》(最初的乐曲手稿上还写着“波拿巴”这个题目。但是在此期间,他得悉了拿破仑称帝之事而大发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盛怒之下,他撕掉了献词,换了一个报复意味很浓但是又很栩栩如生的题目:“英雄交响曲……纪念一个伟大的遗迹”。辛德勒说他以后对拿破仑的恼恨也消解了,只是把他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伊加”。(希腊神话中的伊加用蜡把翅翼粘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为日光熔化,以致堕海而死。)当他在1821年听到幽禁圣埃莱娜岛的悲剧时,说道:“十七年前我所写的音乐正适用于这可悲的事件。”他很高兴地发觉,在《葬礼进行曲》对拿破仑这个英雄角色的命运有非常敏感的预感。因此很可能,在贝多芬的思想内,就像第三交响曲的第一章所表达的,是波拿巴的一幅肖像,当然和实在的人物不同,但确是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仑,换言之,他要把拿破仑描写成为一个革命的天才。1801年,贝多芬曾为标准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罗米修斯做过乐曲,其中有一主句,他又在《英雄交响曲》的终曲里重新采用。)以及光荣的叙事史诗《第五交响乐》(一八〇五至一八〇八年)的终曲即C小调交响乐。这是一章真正的革命的音乐:其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和灵魂,那么强壮,那么纯洁,在孤独的巨人的心中,当代巨大的变故总是显得强壮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使在与现实接触之后也不会丝毫受到损毁。贝多芬艺术灵魂的面目,也染上了这种史诗般的战争色彩。在当时的作品里,处处都可以寻觅到这样的踪影,也许作者连自己都不曾觉察到,但在《科里奥兰序曲》(一八〇七年)内,有狂风暴雨的呼啸之声,而第十八号作品《第四四重奏》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异曲同工,俾斯麦曾经这样谈论过一八〇四年的第五十七号作品《热情奏鸣曲》:“如果我能经常听到这首曲子,那么我勇气之源将永远不会枯竭”(罗伯特·特·科伊德尔曾任德国驻意大使,著有《俾斯麦及其家庭》(1901年)一书。以上事实即引自该书。1870年10月30日,科伊德尔在凡尔赛的一架破旧的钢琴上,为俾斯麦奏这支奏鸣曲。对于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句,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整整一生的斗争与哀恸。”在所有音乐家中,他独钟情于贝多芬,他常常说:“贝多芬最能抚慰我的神经。”)。还有《哀格蒙特序曲》,以至于在第七十三号作品《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一八〇九年)中,最需要精湛技巧演绎的部分都是壮烈的,犹如万马奔腾而过的气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礼进行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公拿破仑更值得他讴歌的英雄——霍赫(拿破仑曾攻陷维也纳两次。霍赫为法国大革命中最忠诚、勇敢、纯洁的军人,为史所称。1797年战死科布伦茨附近。)将军,正战死于莱茵河畔,他的纪念碑像至今还屹立在科布伦兹与波恩之间的山冈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贝多芬的歌剧——《费德丽奥》首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官。于兰将军,巴士底狱的胜利者,当时就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作为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他。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扎在舍恩布伦(贝多芬的寓所在维也纳的城堡附近,拿破仑攻下维也纳时曾炸毁城墙。1809年6月26日,贝多芬致布赖特科普夫与埃泰尔两位出版家的书信中说道:“何等野蛮的生活,在我周围多少的废墟颓垣!只有鼓声、喇叭声,以及各种惨象!”1809年有一个法国人在维也纳见到他,保留着他的一幅肖像。这位法国人叫做特雷蒙男爵。他曾描写贝多芬寓所中凌乱的情形。他们一同谈论着哲学、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贝多芬几乎决定跟男爵上巴黎去,他知道那边的音乐院已在演奏他的交响曲,并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 )。不久贝多芬便憎恶了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功绩,依旧狂热欣赏和崇拜着,所以没有他这种有切身感受的人,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用来歌颂军功和胜利的作品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