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之前，在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不起眼的《贝多芬传》时候，我并不期待它成为一份关于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时正值一九〇二年，我无法平复自己骚乱的心态，毁灭还是新生，这些问题反复困扰着我。于是我选择离开巴黎，来到了波恩，这里是贝多芬的故里。贝多芬不仅是我童年的玩伴，而且也是他在人生的战场上面支撑着我不停地向前。在这里，我再次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故交。在到科布伦兹访问的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我重新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缅因兹，我听到了由魏因加特纳（魏因加特纳：Weingartner Felix （1863—1942），贝多芬作品最权威的指挥家。）指挥的贝多芬的大型交响乐演奏会。在那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充斥着湿冷和灰暗的四月天里，我与他单独相逢，我倾吐着自己的衷肠，也感受着他的苦楚、他的勇气、他的快乐以及他的悲哀；我跪在地上，由他坚实有力的手搀扶起来，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是罗曼·罗兰的名著，最初几卷的故事和主人公的性格，很多取材于贝多芬本人的生活和为人。全书的战斗精神与坚忍的气质，颇受贝多芬的影响。）行了洗礼；在他的鼓励之下，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寻得生命的意义，于是我踏上了回到巴黎的路，路上我唱着感谢神明的赞美曲。这赞美曲就是这本小册子。它先在《巴黎杂志》上发表，然后被贝玑（贝玑：Charles Peguy（1873—1914），法国近代大诗人。本文全文曾在贝玑主编的《半月刊》上发表。）拿去披露。我没有料到这本书会突破我的朋友圈子。可是“人各有命……”

请饶恕我的絮絮叨叨。我只是想以此来回复日后的一些人，他们会在这首赞歌里面用严格的史学方法来写成渊博的专著。我已经为我留出了作为史学家的时间。在《韩德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里面，我对音乐学做了相当的工作。但《贝多芬传》不仅仅是为了学术而为，它是因受伤而窒息的心灵在得到救世主的帮助下得以苏醒和振作而写的赞歌。只是这个救世主已经被我改头换面。我相信所有的出自信仰和爱情的行为大抵都是如此。正如我的《贝多芬传》被大家人手一册地传播出去，并为幸运女神所眷顾。那个时候的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为理想奋斗的一代，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解放的讯号。而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这些讯号，便向他大声呼喊。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谁忘得了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佛在做弥撒时唱《神之羔羊》（《神之羔羊》：弥撒祭典礼仪中的一个部分。）时的教堂。有谁能忘记那些包含痛苦的脸，注视着祭献的礼仪，因受其启示而大彻大悟。生于今日的人们已经和生于昨日的相距甚远。但生于今日的人们又怎么与生于明日的靠得更近呢？在本世纪初的这一代人里面，有多少人已被歼灭：无情的战火毁灭了他们和他们的优秀的孩子。我的微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一个孤独者的手笔，但却不知不觉地与他们相似，而他们也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本小册子，由一个无名氏的人写，从一家无名的店铺出来，几天之后便在大众手里传播开去，它实际上已经不属于我了。

我把这本书重新读了一遍，虽然有些残缺，但我也不想有所更改（作者原计划写一部关于历史性和专门性的书，用来研究贝多芬的艺术和他创造的人格。此书已于1928年正月于巴黎出版。）。因为它应当保存原有的性质，以及许多追求自由和抗争者的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辰的时候，谨以此文纪念那伟大的一代和他们正直与真诚的大师。是他们教会我们如何面对生活，看待生死。

罗曼·罗兰

1972年3月

贝多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