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童年时代悲惨凄凉，但每当贝多芬回忆起儿时的居住地和在那里的时光时，忧伤的心底都会涌起一丝温暖，后来，他被迫离开波恩，几乎在鄙俗的都市维也纳及其贫瘠的郊区度过了自己整整的一生。但是他从没忘记过自己的故乡——莱茵河畔以及那里波涛汹涌的、壮阔的大河，被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的莱茵河，的确，它是那样的栩栩如生，几乎赋有人性似的，内蕴着一颗伟大的灵魂，其间流淌着无法穷尽的思想与力量，而莱茵流域中再没有一个地方比风光旖旎的波恩更美妙、更雄壮、更温柔的了，那里有着浓荫覆盖、落英缤纷、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的岸边坡地。在那里，贝多芬度过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那里，诞生了他少年时代的梦境——无边无际的原野慵懒地浮在水面上，笼罩在雾气中的白杨，繁密丛生的灌木，细细的垂柳及果树都把它们根须浸润在沉静而又喧嚣的河流中，村庄、教堂、墓园静静伫立在两岸，用好奇而又悠悠的眼神俯瞰着河岸。在远处，蓝色的七峰山在苍穹下画出峻峭的剪影，上面矗立着废弃的古堡，使它的轮廓显得更为瘦削、高耸，从而透露出神秘和梦幻的气质。他对这片土地永葆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想着再见故乡一面而未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就像我当初离开时那样。”（据贝多芬《给韦格勒的信》（1801年6月29日）。）

一七八九年，贝多芬报名进入号称新思想熔炉的波恩大学，听著名的教授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时逢大革命爆发，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整个欧洲，同样的，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厄洛热·施奈德是后来的下莱茵州省的检察官。当波恩的人民得悉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诗，让学生们如醉如狂、群情激昂。（这首诗是这样开头的：“专制的枷锁已被斩断……幸福的人民啊！”）翌年，他出版了一本革命诗歌总集（其中有首诗这样写道：“蔑视狂热的信仰吧，砸碎愚蠢的王权吧，为人民的权利而战……只有自由的灵魂可以担当此种重任，他们宁死也不阿谀奉承，宁死也不愿被奴役……须知这样的灵魂呀，我并非最后一人。”），订购者的名单中就有“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战火蔓延至波恩，贝多芬由此离开了故乡，去了音乐首都维也纳定居（1787年春，他曾到维也纳作过一次短期旅行，见到过莫扎特，但对方对他不甚在意。1790年，他在波恩结识了海顿，海顿教授他一些功课。贝多芬另外曾拜过阿尔布雷希茨贝格（J.G.Albreehtsberger，1736—1809）与萨列哀里（Antoniosalieri，1750—1825）为师。前者教他位法和赋格曲，后者教他声乐。）。在路上，他遭遇了开往法国前线的黑森军队。无疑的，这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在一七九六年与一七九七年间，他将弗里德堡的战争诗篇谱成了音乐：一章为《出征曲》；一章为《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但尽管他讴歌大革命的敌人，那也是枉然的：大革命征服了全世界，也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八九年起，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开始紧张，但贝多芬仍和法国人及其大使馆有亲密的交往，与刚来到维也纳的贝纳多特将军的交往亦非常频繁（贝纳多特为法国元帅，在大革命时战功显赫，后与拿破仑为敌，与英、奥诸国勾结，倒戈加入联军。1818年以瑞典国王义子的名义继承王位，史称查理十四。）。通过这些交往，他拥护共和的情绪日益坚定，这种情绪在他以后的人生中，变得愈来愈强烈，以致坚定不移。

这个时期施泰因豪泽为他画的肖像最能体现他当时的风神。这一幅肖像与后来贝多芬的肖像相比，无异于盖兰（盖兰（1774—1833），法国名画家，绘画年轻时期的拿破仑。）画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肖像，拿破仑在盖兰的肖像中有张严峻的脸，激情似火，野心勃发。画上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硬，目光显得睥睨一切而又微微有些紧张。他深知他的意义价值之所在，他对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一七九六年，他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勇敢吧！尽管身体不佳，但天赋必胜无疑……二十五岁！不是已经来临了吗？……这个年龄，应该是我大显身手的时候。”（那时他才崭露头角，1795年3月30日在维也纳举行了自己首次钢琴演奏会。）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说，他姿态高傲，举止粗野，目空一切，神情抑郁，并带着非常明显的地方口音。但他藏在笨拙骄傲之下的敏感善良，惟有几个十分亲密的朋友才了解。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假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我的钱又不够帮助他时，我要做的只是坐在书桌前面，在片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啊。”（以上见贝多芬《致韦格勒书》（1801年6月29日），1801年前后，他曾在给里斯的信中这样写道：“只要我不匮乏，那么我的朋友就什么也不缺。”）随后他又说道：“我的艺术应当造福于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