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延迟和踌躇的解释，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地探究其深刻的内在因素。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哀伤的折磨，却又永远想着讴歌“欢乐”的美，他年复一年地推迟这项计划，恰恰是因为他永远沉沦在激情和忧伤的漩涡中。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完成了心愿，而这完成之时，是多么的伟大啊！

当欢乐的主题初现时，乐队就哑然缄默，突然间，整个世界就安静下来。这使歌唱的开始就带着一种神秘与神圣的气息。确实如此，这个主题简直就是神明。“欢乐”自天而降，沉浸在超自然、超现实的平静之中，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当它丝丝渗入大病初愈的人的心灵中时，这种抚慰是如此的充满柔情，正如贝多芬的朋友“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禁不住热泪盈眶”一样。当主题刚刚过渡到歌声的部分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肃穆而被压抑着的情调，随后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次征服的战斗，是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向前高歌猛进，男高音的歌声热烈而又急促，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闻到贝多芬的气息，他正呼吸着，感应着，呼喊着，他在田野之中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老李尔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似的沉醉，接着是神圣的狂热，爱的疯狂。全人类都激情四射，大声疾呼着扑向“欢乐”，将它紧紧地拥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退散了庸俗的空气。维也纳轻佻浮躁的气氛，在那一瞬间，被他震撼了，但这城市的主流依然是罗西尼以及他的意大利歌剧。贝多芬颓废而又忧郁，打算移居至伦敦，计划在那里演奏他的《第九交响曲》。和一八〇九年一样，几个高贵的朋友恳求他不要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指《Ｄ调弥撒曲》。）。它表达了您深邃的信念，圣洁的情操。照进您伟大心灵的神圣光辉也渗透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知道，在您伟大的交响曲的王冠上，又添了一朵永存不朽的鲜花……这几年来，所有关心您的人都为您的沉默而备感凄凉（贝多芬因为琐碎的烦恼、贫穷，以及各种的忧患所困，在1816至1821的5年中间，只写了三支钢琴曲（分别是第101、102、106号作品）。他的敌人抨击他江郎才尽，直到1821年起他才开始重新工作。）。所有的人都悲哀地想着，正当外国音乐试图在我们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企图使人遗忘德国自身的艺术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地位的天才，竟然默默无言。……整个民族期待着新的生命，新的荣耀，期待一个不顾这个时代的风气而建立起真善美的新时代，而这些唯有寄托在您身上……但愿不久后您就能使我们的希望实现……但愿依靠着你的才能，我们未来的春天，世界未来的春天，能够加倍地繁荣”！（这是发生在1824年的事，署名的有C·李希季诺夫斯基亲王等二十余人。）这封慷慨激昂的信件，证明了在德国上层阶级中，贝多芬不仅在艺术方面享有崇高的声威，在道德方面同样如此。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所想到的第一个词既无关乎学术，亦无关乎艺术，而是“信仰”（1819年2月1日，贝多芬要求对侄子的监护权时，在维也纳市政府高傲地宣称：“对于我的道德品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连维森巴赤这样著名的作家都认为要发扬光大贝多芬的精神。）。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在维也纳举行《Ｄ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奏会，盛况空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贝多芬出场时，观众五次鼓掌欢迎，情况之热烈，犹如要生成暴动。在德国这个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礼节上也是鼓掌三次。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曲引起了狂热的骚动。很多人甚至哭了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辛德勒家，他迷迷茫茫、浑浑噩噩的和衣而睡，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清晨。但是，胜利火花瞬间寂灭，贝多芬并没有因此荣耀收获分文。音乐会没有给他挣上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困交加，受着病痛的折磨（1824年的秋天，他很担心要在一场暴病中送命。“像我亲爱的祖父一样，我和他有好多地方相似。”他胃痛得厉害。），他可谓是无依无靠，可是他还是胜利了：他战胜了人类的平庸，征服了他自己的命运，驯服了他的痛苦。“要懂得牺牲，为了艺术，牺牲一切人生的愚昧和庸俗！艺术如同上帝，高于一切！”